星岩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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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尽沧桑的星岩书院 北宋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军州事。他为了振兴文化教育,捐俸在端州城区宝月台创办“星岩书院”,聘请两度敕授端州

历尽沧桑的星岩书院

  北宋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军州事。他为了振兴文化教育,捐俸在端州城区宝月台创办“星岩书院”,聘请两度敕授端州刺史、已经退仕在金津坊(今黄岗镇渡头村)居住的梁燮掌教。这是肇庆历史上第一所官办书院,对当时文化教育相当落后的西江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北宋元丰年间(1078年~1085年),端州知军州事王洎已将星岩书院改建为“石头庵”,称为“西石头庵”,以别于城东石头庵。南宋淳熙年间(1174年~1189年),高要籍的理学家黄执矩在西石头庵东侧复建书院。明代初,书院被废置;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肇庆知府张一栋在书院旧址上建观音庙。清代康熙年间(1662年~1722年),高要知县王有芳在观音庙西侧建包公祠。

  清代嘉庆年间(1796年~1820年),肇庆星岩书院与惠州丰湖书院、广州学海堂书院、顺德容山书院齐名,号称“广东四大书院”。

  咸丰四年(1854年)七月十二日,红巾军攻陷肇庆府城,高要知县黄庆藧由府城北门逃出,肇庆协把总黄琴胜、肇罗分巡道观察兼肇庆知府李敦业等被杀。第二年,黄庆藧号召“四班各绅士带乡勇,备粮食,随黄令(黄庆藧)屯于肇城之岩前村。”(《高要县志·舆地略一》)在各乡团练的支持下,官方收复府城。随后,各乡设立善后局,一方面惩处内匪,“由是筹办善后,即设总局,邑中人各解其乡之匪”(《续修高要县志稿·续建置略》);另一方面负责没收红巾军的“逆产”。

  咸丰五年(1855年),高要知县黄庆藧没收红巾军首领的财产,在城中路文昌宫设立宾兴馆;观音庙住持僧人碧青因参与红巾军活动,肇庆知府郭汝诚将观音庙改建为“龙图书院”,并为之作序。

  龙图书院虽然名为书院,但书院基本上不举行教学,主要是进行祭祀活动。因此,不如说书院是一个象征,是官府与正统的象征;是一个仪式的场所,通过祭祀活动来表达官方与地方的价值观念。书院正殿供奉包孝肃公(包拯)塑像;后殿为太和阁,供奉真武大帝塑像;东偏殿三间祭祀于咸丰四年(1854年)遇害的各官,最东偏殿为佛殿;西偏殿三间为景福围绅民于咸丰五年(1855年)捐银建造的祭祠,祭祀对景福围贡献颇巨的肇罗分巡道观察王云锦;最西偏殿为星华山馆,供奉文昌帝君张亚子、关武帝君云长塑像。

  肇庆知府郭汝诚选择观音庙重建龙图书院,别有意图。他希望以儒家的教化手段来化解矛盾冲突,“改禅归儒,泽以诗书,直臣芳烈,订顽砭愚。……愿人才之蔚起,惟正直之是趋。庶几乎顽石思义,刚方严毅之操,歌泣敬服之。忱足以上追乎名臣,而不愧乎宋之龙图。”(《续修高要县志稿·续建置略》)由此可以窥见,他重建书院的深刻蕴涵,亦是他在任职期间的善政之一。

  咸丰六年(1856年),因为款绌,龙图书院停办。同治元年(1862年),复办书院,恢复“星岩”旧名,肇罗分巡道观察蔡燮题书匾额。

  为何要恢复“星岩书院”旧名呢?晚清文学家、书法家、篆刻家、诗人彭泰来在《答客话龙图书院》中认为:北宋名臣包拯任龙图阁直学士是从端州离任后的事,以“龙图”命名书院不妥,应恢复“星岩书院”原名。

  张曾敭(1852年~1920年),字小帆,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清代同治七年(1868年),中进士,以编修出知湖南永顺府。光绪十八年(1892年),擢肇庆知府,后历任福建按察使、福建盐法道、广西布政使、山西巡抚、浙江巡抚等职。他任肇庆知府期间,重修星岩书院,增造斋舍、讲堂,购置书籍,选正、附课生住院,肄习经史词章,自任主讲督课,并为书院强学堂撰题一副楹联。联曰:

  此地为江山灵秀所钟,后起英才皆磊砢;

  我辈有道德切磋之谊,愿持旧学与商量。

  陶邵学(1864年~1908年),清代末帖派代表人物。字子政,一字“希源”,号“颐巢”,广东番禺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举人。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进士,授内阁中书。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任星岩书院主讲兼监督府中学。期间,他为书院院长室撰题一副楹联。联曰:

  云藏大壑能为泽,

  树养深山自得年。

  星岩书院可谓历尽沧桑,于清代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归并端溪书院,改名为“肇庆府中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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