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高要县工作委员会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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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高要县工作委员会旧址 中共高要县工作委员会旧址,位于广利街道长利村九甲巷,两层二开间砖木瓦结构房屋,长6.6米,宽7米,占地面积46.20平方米,座东北向西南,原貌基本保持

 

 

中共高要县工作委员会旧址

  中共高要县工作委员会旧址,位于广利街道长利村九甲巷,两层二开间砖木瓦结构房屋,长6.6米,宽7米,占地面积46.20平方米,座东北向西南,原貌基本保持。距长利涌约30米,四周是密集的民居,东北面是鱼塘耕地,6米宽的长利涌堤路是长利村主要交通要道。

  1937年7月7曰,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七七事变” 后 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经四次谈判达成了两党再度合作的有关协议,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在全面抗战的形势下,促进了高要县共产党组织的恢复,从而领导全县人民投入8年的抗日救国战争。

1938年10月,战局急剧变化,日军在广东惠阳大亚湾登陆,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逃。中共广东省委为了应对广州沦陷后的形势,作出了“保存干部,撤离广州,分散各地,开展党的工作和青运工作” 的决定,除了留部分党员在广州坚持地下斗争外,其余向内地各县转移。广州、三水相继失守后,高要县成为紧邻战区的县份,是日寇西进广西的咽喉之地,在军事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两广出海的通道,而且是北江、西江的交通枢纽,是兵家必争之地。广东省和西江地区党组织为了加强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高要县尤其是肇庆镇的工作,分别抽调一批党员和革命团体成员共200多人到高要县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他们对高要县恢复党组织的建设和抗日救亡运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938年10月,中共广东省派遣共产党员唐章、黎定中、何藻燕、何藻贻率广东省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青抗先”) 127、130、133等战时工作队到鼎湖桃溪、坑囗、后沥、广利等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和恢复(重建)、发展党组织。1939年1月,中共西江特委决定成立中共高要县特别支部,委派原籍是现广利街道长利村的共产党员苏佩瑜任特别支部书记,机关设在苏佩瑜家中。特别支部成立后,党组织发展较快,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一大批热血青年向党组织靠拢,新吸收了一批中共党员,这批新党员遍布各行业,有农民、工人,也有国民党海军江防舰队水雷队小队长丁鉴成等。

    1939年3月,为了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和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中共西江特委决定撤销中共高要县特别支部,成立中共高要县工作委员会(下简称县工委),由苏佩瑜任县工委书记,唐章任组织委员,陈道任宣传委员,县工委机关仍设在苏佩瑜家。县工委下辖桃溪、省赈会第七和第九分队、高要县自卫团第二队、粤桂江防司令部峡下海军护雷大队和水雷队、鼎湖坑口、高要书店等党支部或党小组。特别支部(县工委)成立后,组织成立“西江抗日青年团”(简称“西青团”),进行抗日宣传和军事训练,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开展救日救亡运动,不但掀起了峡下城乡的抗日救国高潮。是年7月,峡下的 “西青团”已发展到近千人。1939年9月,由于受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逆流的波及,县工委被强迫解散,苏佩瑜转入党的地下工作。

由于历史各种因素,县工委书记苏佩瑜在解放后蒙冤30多年,受到不公正对待,因而在该旧址党组织活动的重要历史资料以及重要人物的活动踪迹史料无法挖掘。1985年11月22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全面复查,苏佩瑜的老上级、老战友亲身作证,终于查明全部事实真相,为苏佩瑜彻底平反,还历史真面目。《南方日报》1986年1月14日第二版以“广州市法院纠正一宗三十多年错案——苏佩瑜同志彻底平反” 标题报道了此事。该旧址是中共高要县特别支部和中共高要县工作委员会的旧址(中共高要县特别支部是中共高要县工作委员会的前身),是研究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党组织恢复(重建),发动民众、组织民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实物依据。建议有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予以保护,进一步充实有关方面的历史资料,并把它纳入文物保护范围,使之成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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