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庆文化的特征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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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肇庆文化的基本特征和特色。

    编者按:这是一篇宣传阐述党和政府建设肇庆先进文化和历史文化名城的方针、政策、蓝图的文章,又是一篇研究肇庆地方特色文化产生、形成、发展的学术研究论文。就前者而言,读之可使人明瞭党和政府所定的方针、政策、措施、方案都有其理论依据和客观根据,领会到它是如何循实决策,从而有助于提高本市人民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并得到鼓舞。外地读者也能从中增加对肇庆的了解和兴趣。就后者而言,文中对肇庆古今文化旁搜博采,资料丰富,读之如入肇庆文化博览的宏伟殿堂,汲取到丰富的知识。
 
    本文主要讲二个问题:一是从文化的源流、文化的传承等角度,分析肇庆文化的特征、特色;二是概述今后一段时间文化建设的基本思路。由于本人研究不够深入,有些看法只是一家之言,希望能得到同志们的指正。
 
    一、关于肇庆文化的特征、特色
 
    分析肇庆文化的基本特征,必须有一个视角,主要是从经济发展的视角,人类学的视角(如人的体质、语言),地理环境的视角以及文化自身的传承的视角去分析,去把握肇庆的文化精神、文化心态、文化风格,弘扬其文化精华,扬弃文化糟粕,推动文化建设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肇庆文化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如下的几个方面:
 
    (一)开放兼容的文化精神。
 
    现代肇庆人精神,我们把它概括为两句话:“开放兼容、务实进取”。为什么突出“开放兼容”,因为这是肇庆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开放兼容”主要体现在文化的多元以及异质文化的相互融合。各种异质文化共存、共生、和平相处。这种“开放兼容”主要有四个标志:
 
    1、秦汉时期,肇庆是中原文化与岭南土著文化的交汇处,文化开放的产物为广信文化。其代表人物是大儒陈钦、陈元。
 
    肇庆,地处北回归线,四季如春;层峦叠嶂,苍翠连绵;千里西江,黄金水道。自古就是西江走廊的经济、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在五、六千年前,在肇庆的广袤沃土上,就有古越族在西江两岸劳动、生息、繁衍。
 
    秦汉时,中原人带着铁制农具和生产技术,通过灵渠、西江,南迁到肇庆一带,使这里逐步改变了“火耕水耨”的粗放耕作方式。
 
    从汉武帝到东吴永安七年(公元264年),岭南首府设在封开近四个世纪之久,成为中央集权在岭南地区的行政中心,自然形成了岭南文化和中原文化交汇的中心,产生了广信文化。广信之名来自汉武帝对岭南平定之后的圣旨:“初开粤地宜广布恩信”,取“广布恩信”的一头一尾。
 
    在著名的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代文物中,有一幅标有“封中”地名的地图和“广信令印”一件,据专家考证,“封中”就是现在封开一带。可见,广信文化是广府文化的历史源头。
 
    由于当时岭南是未开发的地区,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交融史,受一种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辐射和影响,其主要的产物就是广信文化。广信文化的特征主要有如下的几个方面:
 
    一是打上了楚文化的烙印。
 
    ①周惠王六年(春秋、公元前671年),周王室正式承认楚国对岭南的统治权。
 
    ②1972年出土的肇庆松山战国墓文物发现,古墓随葬器物的风格,除铜附、耳筒、铜柱和铜钟具有显著岭南特色以外,绝大多数器物同长江南北出土的楚文物相同。
 
    ③1975年怀集西北栏马山春秋战国墓出土的鼎、斧等,1972年在德庆马圩落雁山战国墓出土的圆剑首、双凸剑等,1978年在德庆官圩旺寮山战国墓出土的三足铜、鼎、斧,1983年在封开杏花猛虎头山战国墓出土的铜鼎,1997年发掘的广宁官步铜鼓战国墓,出土的青铜农具和武器,均受楚文化的影响较深。
 
    二是造就了“岭南儒宗”。

    汉代广信作为岭南的治所,长达近400年,一直延伸到三国。出现了岭南儒学之先的“三陈”——陈钦、陈元、陈坚卿父、子、孙三代,陈钦是西汉末年大司马王莽(后为新朝皇帝)的老师,曾以《左传》学说授王莽。陈钦之子陈元继承父业,专攻《左传》,成为汉光武帝时古文经学派一方代表,在全国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陈氏父子被称为“岭南之儒宗”。还有最早把佛教中国化的牟子,他著有“牟子理惑论”,是中国第一部佛教著作;汉末任交趾太守的士變,曾游学京师,学问渊博,往南方避难的士人,纷纷投他而去。广信成为岭南学术中心和文化古都。
 
    三是广信是两广得名起源地。

    据史载:公元226年,孙权将交州分为交州和广州。由于新设的州旧治于广信,故名广州。后宋代将广州之地划分为两个省,以广信为地标,广信之东为广东,广信之西为广西。这就是“广州、广东、广西”得名之来由。
 
    四是广信是粤语的发源地。

    据专家考证,由于封开成为岭南土著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交叉演进的核心地域,并且自汉初起就成为岭南首府,长达近四个世纪,使广府(即今封开文化成为岭南文化的主体,而广府文化的语言——白话逐渐流行,往西到南宁,往东到省港澳的广阔地区,成为今天岭南地区的主流方言。
 
    广信文化是广府文化的发源地、岭南的发祥地、是中原汉族文化与岭南土著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我们封开县提出打造“岭南文化强县”这个口号值得研究。我以为提“广信文化”更为贴切一些。封开是岭南文化发祥地、但不等于包揽了岭南文化。那么,广信文化的内涵是什么、如何弘扬广信文化则是我们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2、唐代文化的开放创新,实现了佛教的中国化、平民化,其结晶是六祖惠能的禅宗文化。代表人物为大僧——惠能。
 
    六祖(638年——713年),俗姓卢,名惠能,唐代和尚。生于唐新州?原肇庆地区新兴县 。新兴县是六祖惠能的出生地和圆寂地,怀集四会是惠能的修悟地,是禅宗孕育升华地;广州光孝寺是他脱俗为僧的转折地;韶关南华寺是他传经地,也即弘法地。六祖禅宗文化,我们主要是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去研究,而不是从宗教的层面去研究。相传惠能早年家贫,卖柴时听人诵《金刚经》有感,乃入黄梅东禅寺从五祖弘忍受法。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一偈深得五祖赞许,授予衣钵。慧能遂回岭南,隐于肇庆地区的四会怀集等地15年。他成功地吸收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把印度佛教的教义与中国的儒教文化结合起来,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禅宗顿悟法门,成为禅宗六祖。六祖惠能的贡献可以概括为实现了印度佛教中国化,玄学佛教生活化,贵族佛教平民化,义理佛教实用化。
    六祖禅宗文化的真谛和可贵之处,主要体现在如下的几个方面:
 
    一是用创新精神改造佛教,使佛教中国化和平民化。
 
    中国古代史上,外来思想文化大规模进入中国,印度佛教文化是首次。其后进入的是中东的伊斯兰教文化、西方基督教文化。印度佛教文化自西汉末从陆路传入,东汉初又从海路传入。至盛唐时规模宏大。而正是在盛唐:惠能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基于这一点;毛泽东认为惠能是“真正的中国佛教的始祖。”毛泽东在与身边工作人员林克谈话中说:
 
    “惠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单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亦是真正的中国佛教的始祖。在他的影响下,印度佛教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动摇了,甚至可以“呵佛骂祖”。他否定传统偶像和陈规,勇于创新,并把外来的宗教中国化,使之符合中国国情。”
 
    二是坚毅不拔、顿悟修炼的心智模式。惠能并没有受到正规的学历教育,但悟性很高。他是真正耐得了寂寞的人。在怀集四会十五年,潜心研究学问,思考着人生的各种问题,创立了禅宗学说。
 
    三是坚持从群众中来,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汲取丰富的精神营养。
 
    为充分开发禅宗文化这一文化资源,我们将推出禅宗文化之旅,线路是怀集六祖岩——四会的六祖寺——端州的梅庵——德庆的大广山。怀集六祖岩正在规划建设六祖禅宗文化博览园,其项目有六祖修炼园、六祖生态园。端州的梅庵景区也已规划建设成为禅宗文化的展示基地,有六祖生平史迹蜡像馆、禅脉堂、六祖像、六祖公园等等。我们通过文化旅游的融合,丰富其文化内涵,形成文化旅游产业。
 
    3、明朝文化的开放,促进了中外文化的融合,肇庆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第一城。
 
    “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的利玛窦曾在肇庆六年。 西方天主教?景教 于元代传入中国,但局限于京城士绅人家,只是到了利玛窦,才真正开始了中西文化交流。16世纪70年代,天主教罗马教廷乘着葡萄牙占据澳门的形势,积极谋求进入中国内地建立传教会所。肇庆当时是两广总督署的驻地,是他们建立传教会所的重要目标。明万历十年(1582年)春,天主教代表罗明坚应召到肇庆叩见两广总督陈瑞。被誉为“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的意大利人利玛窦在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 九月来到肇庆,1589年被驱逐出肇庆。六年中,创造了八个第一,即:①1585年在这里建立了中国大陆第一座天主教耶稣会教堂——仙花寺;②编写了第一部中文天主教教义;③第一个在大陆开始传播天主教;④他还与罗明坚在肇庆合编了世界上第一部中西文字典——葡华字典《平常问答词义》;⑤把欧语God?拉丁文Deus,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核心词 第一次译为中文“天主”,并首创了用拉丁字母注汉字语音;⑥绘制了全国第一张中文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全图》;⑦指导肇庆工匠制造了中国第一个机械钟;⑧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到意大利。此外,利玛窦还带来了望远镜、三棱镜、地球仪、自鸣钟等当时先进的科技物品以及西方的天文、地理、数学、历法等书籍到中国。从而使中国对西方先进文化开始有所了解,开始与西方交往,对中国走向世界,发展近代文化、科学和经济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利玛窦在肇庆住了6年,因其在中国活动有成绩,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 被委任为耶苏会中国教区区长。
 
    两种异质文化的相遇,冲突与交融在所难免。天主教来华的目的虽然是为了传扬基督教,但在适应性传教方针下,在客观上充当了在华传播欧洲近代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媒介。利马窦为了结交著名人士,积极宣传西方科学技术,展示和赠送西洋珍奇器物,巧妙地以精于教学、天文、地理等知识渊博的学者形象出现在文人士大夫之前,成功地博得了许多上层人士的好感。利马窦在肇6年,自始自终把尊重中国文化,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和宣传天主教义有机地结合起来,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利马窦揭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规律,给予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其一,对异质文化的充分理解和尊重,是不同文化间交流的基础;其二,对西方文化、既不可以“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接收”;其三,中西文化交流应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充分体现中西文化交流的多样性和兼容性;其四,文化必须走融合创新之路,才能促进文化的发展和飞跃,形成新的文化生产力。
 
    4、清朝末期的文化开放,是中华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桥头堡”,其代表人物是“双料博士”陈焕章。
 
    陈焕章(1880—1933),肇庆市鼎湖区砚洲人,14岁考上秀才,15岁到广州长兴里康有为的“万木草堂”读书,与梁启超同学。1989年出任澳门《新知报》主笔,尊孔,撰文倡明孔学,主张变法维新。1902年在广州时敏学堂任教,翌年在家乡砚洲创立“颖川两等学堂”,为肇庆有府属学堂之始。1903年乡试中举人(第59名),1904年中“恩科联捷进士”,保和殿复试朝考钦点“内阁中书”,入进士馆。次年奉派赴美留学,1911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是为肇庆第一位博士。1912年返上海,创立“全国孔教总会”,任总干事。1913年出版《孔教会》杂志,任总编辑,并创孔教会于山东曲阜,是年夏入京,与严复、梁启超等联名致书民国国会,请定孔教为国教,倡信仰自由,被聘为袁世凯总统府顾问。1914年因袁世凯称帝,陈返砚洲躲避,适逢高要大洪水,砚洲尽成泽国,亲赴香港筹款,筑成砚洲堤围。1916年被选为参议院参议员,提出孔子诞辰应张灯结彩,放假庆祝提案,获两院通过。1918年为“迦匿奇世界和平基金会”撰写《孔教经世法》共24卷,主张裁军,组织世界大国政府,受世界舆论重视,此稿藏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1919年在京发起筹建“孔教总会”会堂。1923年在京创立孔教大学,任校长。后赴东南各国传扬孔教。1927年应纽约世界和平联合会邀请,赴瑞士日内瓦参加世界宗教和平在会。被推选为副会长。1929年从欧非讲学返香港,设“孔教学院”,自任院长。1931年应聘为主编宣统《高要县志》。1912年10月,陈焕章、沈曾植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孔教会”,宣称目击时事,忧从中来,俱大教之将亡,而中国之不保也。“中国之弱,乃不实行孔教之过,而非孔教无益于中国也。”陈焕章认为,中国之道德,源水孔子,尤不容有拔本塞源之事,故而中国仍而当以孔教为国教,因此他们创设孔教会,以讲习学问为体,以救济社会为用,希望以此挽救人心,维持国教,大倡孔子之教,聿昭中国之光。
 
    陈焕章在上世纪初为复兴儒学而写出《孔教论》,有学者认为,《孔教论》是对其时的“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反传统思想理论的回应,作者为弘扬儒学颇费心力。但是,由于其思想理论仍在汉宋后儒的历史误区之中,主要问题是模糊了孔子儒学与宗教的关系,把孔子儒学推定为泛宗教论的“孔教”形式,这显然悖离了孔子的儒学思想。但对今天我们的国家如何培育一种精神支柱的问题,的确值得我们去深思。
 
    在文化的开放方面,肇庆有很多东西值得研究。唐宋以来,魏元忠、李邕、包拯、冯拯等名人,到肇庆为官和传播中原文化;日本僧人荣睿来华留学圆寂于肇庆。鉴知和尚东渡日本;肇庆还是海陆丝绸之路的对接通道。四会“三吴”即吴卿雪、吴应科、吴仲云,曾开留美先河。
 
    (二)坚毅和谐的文化品格。
 
    文化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经济形态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但地理环境和人文历史环境对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饮水思源”是最早的水文化理论,简明生动地概括了中华传统的本根文化意识。“美不美家乡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风水宝地、人杰地灵”等阐发了“水文化”理论。贾平凹在概括黄土高坡陕西人的特征时写道:“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懒汉高吼秦腔,一碗拉面吃得喜气洋洋,不搁辣的,嘟嘟囔囔”。生动地揭示了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在世界上,比较典型的水文化,主要有海洋文化和江河文化
 
    珠江文化不仅具有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所共有的江河文化特征,而且其海洋文化的特征比较突出,珠江文化具有江海一体之特质。黄河文化具有李白所写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神韵,具有神圣、勇敢的特质;长江文化具有苏轼所写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慷慨、风流的特质。而珠江文化则有如张九龄所写的“海上共明月,天涯若此时”的神韵,标志着海洋性、开放性、包容性,海纳百川。肇庆有两条主要的大江,即西江和绥江,同时,又有一半是山区,是一种典型的山水文化,这种文化形成了坚毅和谐的文化品格。坚毅是山文化的典型特征:勇敢、执着,阳刚之气。具体表现为坚毅不拔、吃苦耐劳、热情豪爽。有人说,正是这种坚毅性,在肇庆大地上才得以诞生北伐铁军,这并不无道理。包容是水文化的典型特征:聪慧、开拓,阴柔之美。和谐是山文化的典型特征,西江岭南地到处是山清水秀、山绕水抱、依山傍水,错落有致,表现出人和自然的和谐。和谐,是肇庆文化的优良传统。它不仅来源于“天工开物”所赐予肇庆的自然山水之美,更承接着数千年人文历史所铸造而成的人文精神。我国著名学者钱穆先生说:“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究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三面云山一面城,一城山色半城湖,肇庆的自然景观以精致和谐为特点,山水之间,湖、江、河之间,互相映衬,浑若天成。山水与城市互为一体,山水在城市之中,城市在山水之间,每一处山水景观,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典故,每一处人文景观,又都坐落在美丽的山水之中,二者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形成精致和谐的文化景观。
 
    从如此等等,肇庆的先人们在天人合一的山水之间,寄托着和谐与共的理想与追求。千百年来,和谐的自然孕育了和谐的文化,和谐的文化又创造了和谐的自然,如此交替推进,构成了肇庆历史文化精致和谐的特征。
 
    (三)多元、多样、多变的文化风格。
 
    多元:珠江水系是由多条江河汇聚而成,特别是西江作为整个珠江水系的一条主干流,从珠江发源地之一的云南,到流经贵州、广西、广东,直到与北江汇合,有不计其数江河汇聚而成。历史已经证实,岭南的珠江流域地区,是中国最早的、最多的民族聚居地。岭南的原始时代,有多条江河便有多少民族,或者说,一条西江养育多个民族。在秦始皇统一岭南之前,珠江流域地区即有多个民族或部落群,秦以后也有壮、侗、瑶等及其内含的诸多小族,直到清代而及现在,也仍是多民族聚居之地,肇庆是历代南迁的多民族移民首选聚居地,有中原的汉族、壮族、侗族、瑶族,还有广府人、客家人。“茫茫九派流中国”,以西江为主干的多条河流,哺育了多个民族,同样也也造就了多民族文化。因此,以西江文化为主体的肇庆文化具有多元的文化特质。
 
    多样:肇庆文化是以江海一体为主而又包含山地文化的杂色文化共同体。各种文化都可以在这里生存,在肇庆“五教并存”,有佛教、道教、儒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一方面,肇庆是趋于西江中游地区,是西江多元文化的必经之地,多元文化或融合、或生根发芽,百花齐放,精彩纷呈;另一方面,肇庆地处相对封闭的山区,自成一方的自然经济,使肇庆人自古就有较大的自由度,从而文化的民俗性、大众性比较突出,最典型的体现于西江的龙母文化,所谓岭南精英文化或正统文化也都具有民俗性、大众性。如在西汉时,陈钦、陈元父子所倡导的古文经学,在未得到承认前,一直以在民间流传为荣,东汉牟融以答问方式的《理惑论》宣传佛教,也为大众接受;唐代六祖惠能所主张的佛理(″农禅并作″、″见性成佛″),本身就充满着民俗性和大众性等等。文化民俗性和大众性是文化多样性的特质的形式体现。这充分说明了肇庆文化具有多样性的特质。
 
    多变:珠江流域是我国最大的一块热带区域?珠三角地区又处在海洋性气候的前沿地带,热带海洋性气候最突出的特征是多变,在这样的气候生活的岭南人适应性和应变能力比较强;也因为这样的自然环境,尤其是海岸线长,海上交通广阔,与海外交往多,商业发展较早且发展快,使社会的商业性较浓,人的文化素质和意识,也更重视实效性、实用性、实惠性,并与适应性结合而更具有开放性、灵活性、浮动性。这种文化特质当今有更明显的表现。它的优点就是求新、求异、不墨守成规,灵活,多变,不断更新,不断变化,具有创新的精神,如自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人做出了各种各样令世人惊叹的创举。弱点主要表现在:浮动性,即活跃、易变、不稳定、不持久,往往新潮乍到,风行一时,虎头蛇尾,很快便以新的更替。洪秀全搞太平天国运动,打到南京,攻陷半壁江山就不思进取了;康、梁领导的戊戌变法只持续了100天就宣告失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推翻了满清政府,但很快被袁世凯篡权。这些例子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珠江文化、西江文化的多变,不彻底性的弱点。现在的肇庆人们就存在干事虎头蛇尾的现象,重开始、轻结局。
 

    以上讲的是肇庆文化的三个基本特征,下面,我要讲讲肇庆的三大特色文化品牌,也就是肇庆的特色文化
 
    (一)端砚文化
 
    端砚、歙砚、洮河砚和澄泥砚合称中国四大名砚。在四大名砚中,端砚因其石质特别坚实,细腻、滋润、石品丰富多彩,冬不结冰,发墨不损毫、磨出的墨汁油墨生辉虫不蛀,字迹颜色经久不变等特点而闻名于世,并位居中国四大名砚之首,成为中国文房四宝之一,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体之一。端砚生产于何时、至今仍然有待考证。在广州南粤王墓发现了一块端砚,如何得到证实,端砚的历史就不是始于唐代。但从晚唐以后端砚就被列为贡品。1300多年来,上至帝王将相、达官贵人、墨客雅士,下至黎民百姓,凡是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和人民,如日本和韩国,都把端砚视为珍宝。端砚是融历史文化、雕刻文化、书画艺术、造型艺术于一体的艺术品。那么什么是端砚文化?对这个我们经常挂上口头上的词,未必能说得清楚。我们认为端砚文化主要体现在如下的几个方面:
 
    一是砚魂。也即是砚人的精神、品格。这是端砚文化最核心的东西。砚人的精神品格可以概括为“不畏艰险,精益求精”,采砚人在几百米下的坑道采砚,危险、艰苦。砚工在砚石上精雕细刻,把一块普通的石头加工成为艺术精品。砚魂可以从砚诗中得到体现,下面抄录几首:
 
    唐代刘禹锡的《唐秀才赠紫石砚以诗答之》:“端溪石砚人间重,赠我应知正草玄。阙里庙堂空旧物,开方灶下岂天然。玉蜍吐水霞光静,彩翰摇风绛锦鲜。此日佣工记名姓,因君数到墨池前。
 
    唐代李贺写了《杨生青花紫石砚歌》:“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佣 抱水含满唇,暗洒苌弘冷血痕。纱帷昼暖墨花春,轻沤漂沫松麝薰。乾腻薄重立脚匀,数寸秋光无日昏。”
 
    宋代苏轼写的《端石砚铭》:“千夫挽绠,百夫运斤。篝火下缒,以出斯珍。一嘘而泫,岁久愈新。谁其似之,我怀斯人。”
 
    宋代文学家陆游诗:“瘴雨蛮烟,紫云摩天。金声玉质,胎孕灵渊。石眼阅人,盲夫莫识。我贵知希,珍我此石。”
 
    二是端砚为载体的文学艺术作品,主要是砚诗、砚铭、砚联。端砚已成为诗词歌赋的一个载体,历代达官贵人和文人雅士为端砚赋诗。
 
    宋程俱题有《宋·紫端砚》“帝鸿墨海世不见,近爱端溪青紫砚。该流见底寒且清,光凝成钳渊之精。斧柯千古留仙居,云晴来山含紫玉。割云馋玉巧如深,龙尾铜台可奴仆、君来自南数千里,不载玑如薏苡。该草裹石砚,文字之祥直透喜。明商大几墨花喜,炉火吐兰千穗云。虚中含默静相对,那复草元警世人。”
 
    砚铭:刻云出坐,抢扑守真;金声玉德,济世利人。
 
    宋·包拯书《端州郡宏壁砚》: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燕雀喜。草尽兔狐怨。往哲有遗训,无贻来者羞!
 
    砚联:端州胜境生奇石,宝砚风华录庚辞。
 
    三是中华传统书法艺术端砚可以用书写各种书法艺术,草、行、楷、隶各种书法均有。汇集了各种书法体,是书法艺术的欣赏。
 
    四是雕刻造型艺术端砚也是一种浮雕艺术,要精雕细刻。
 
    五是端砚的传说、故事。包公掷砚化砚州,表现了包公的清正廉洁,不持一砚归的精神品格。许多古砚还有许多传说和故事,可以成为小说、戏剧、诗歌、歌曲的题材。
 
    六是石质的天然艺术端砚的石眼、金线、火捺、青花等,都是一种天然的艺术,具有欣赏价值。
 
    七是端砚与创作年代的历史文化和使用者知名度相关的文物。
 
    对端砚文化的开发,我们要放到传承中华文化,促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发展文房四宝产业的高度去思考。随着当代科技的发展,端砚的实用价值在下降,但是艺术价值在上升。对端砚文化的发展,主要有如下的方面:
 
    1、砚石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是基础,砚石是不可再生资源。砚石如果枯竭,端砚的发展必然失去了依托。砚坑目前全部封坑,今年进行一次全面的砚石资源普查,摸清砚石的品位分布和贮藏量。在此基础上,进行有序的开发。限量开发,公开拍卖,以砚养砚、以砚会友、以友招商。
 
    2、提高艺术品位是生命。端砚的价值在其艺术品位,粗制滥造、不但会影响端砚的声誉,而且会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因此,要加强砚师人才的培养,制砚人员应当具有一定的文学素养、书法、绘画的技能,今年进行大规模的培训。
 
    3、以端砚为龙头,延长产业链头是主题。端砚的发展不能局限于端砚本身,更多的要做端砚以外的文章。主要从两个方面去延伸:一是向文房四宝延伸。即以端砚为龙头,带动笔墨纸砚的同步发展,推动书法艺术、绘画艺术、奇石、古玩市场的发展。肇庆不但应是“中国砚都”,同时也应是“艺术之都”。端砚文化节应丰富其内涵,逐步形成展览、销售的文化产业盛会。二是向旅游延伸,打造端砚之旅的精品线路。其基本的路线可以是老坑——羚羊峡——砚洲岛——端砚文化村——砚厂——端砚博物馆——洗砚池,把科普、观光、购物、文化等融为一体。
 
    四是宣传推介是端砚文化发展的前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酒香也怕巷子深”,一定要提高端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去年,“中国砚都”是端砚的一笔宝贵的财富,产生了良好的效应。随着《中国端砚》大型画册、DVD的推出,端砚的知名度大大地提升。今年,我们将出版《端砚大观》一书,申报端砚商标,拟请名家创作“端砚赋”,运用诗、词、歌、赋等文学手段,去宣传推介端砚
 
    五是端砚业的企业的诚信经营是保证。一个行业如果经营假冒伪劣产品,一定不能长久发展。因此,今年,我们以端砚协会的名义制订一个行业自律的基本规范,促进这个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又赋予其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充分展现了端砚文化艺术的无穷魅力。至今,端砚不仅书画使用功能不减,收藏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更是日益显现,对于传播中华历史文化与现代艺术有重要作用。肇庆因蕴藏丰富的名贵砚石资源和盛产端砚而闻名于世。端砚已成为肇庆最富地方特色、最有文化品位、最具历史价值的文化“名片”。去年9月,国家有关部门授予肇庆“中国砚都”称号。目前,我市近1000人从事端砚行业。
    有专家提议我们把中国文房四宝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是个好主意,我们正在研究。
 
    (二)包公文化
 
    中国清官典范包拯?999——1062年 ,于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 任端州知州。包拯在端州以清廉公正著称,被当地百姓称为“包青天”。包拯不仅是执法如山的清官,而且还是个执政为民、造福一方的好官。他在端州创交通,打水井,储粮备荒,治理水患,为民除害,还创办了端州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公立学校——星岩书院,深得百姓爱戴。直至今天,肇庆还流传着包公“不持一砚归,掷砚成洲”的传说。端州特产端砚,为朝廷贡品。包公以前的许多官吏对端砚都额外加征,或中饱私囊、或贿赂权贵,甚至有以比进贡规定数十倍数量索取端砚的,令民间不堪其苦。而包拯到任端州,即下令仅取贡数。他做知州三年,一直严格按贡额征收,剩余由百姓自由买卖,砚工们甚为感激。1973年,合肥人在打开包公的墓穴清理其陪葬物时,发现里面只有典型的宋代抄手砚——歙砚,而没有端砚。这样,包公“不持一砚归”的传说,终于得到了佐证。
 
    包公上任伊始,就到民间察看百姓疾苦,他发现端州当时正患“春瘴”,巫医取西江水胡乱治病,许多人深受其苦。包公意识到这是西江水质问题,于是他就教民打井,一共打了七口井。人们亲切地称其为“包公井”。目前端州城区尚存两口“包公井”,其中城西的龙顶岗西麓三联巷的一口井,俗称“大井头古井”,当地群众在井周围砌起了砖墙,上了铁门,加锁保护,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井水依然可以饮用,清甜可口。该井记载着近千年的历史沧桑和百姓“饮水不忘挖井人”的深深感激之情。前不久该井被列为“广东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而现存的另一口包公井位于肇庆城区米仓巷内,井口有1米多宽,上面有两块石板盖着。
 
    包公题写了一首诗《书端州郡斋壁》:“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燕雀喜,草尽兔狐愁。往哲有遗训,毋贻来者羞。”表达自己要做国家栋梁河治国安邦的志向。
 
    (三)龙母文化
 
    龙母文化是中华龙文化在西江流域的体现。龙母文化的精髓就是传承母仪龙德,弘扬民族精神。根据现有文献资料,龙母是秦代生活在西江上游的一个庞大的龙族团支系的领袖,她带领族人从广西到广东寻找营生的宝地,落籍德庆悦城,发展壮大,为当地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归纳起来,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整治水患,抗击洪涝灾害;二是执仗护航,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三是行善积德,为民消灾除祸。传承龙母勤劳、善良、勇敢、智慧、慈爱、宽厚美德,弘扬龙母正义、无私、奉献、乐善好施、为民造福精神,对于提高人民群众的道德水平,净化社会风气,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意义重大。龙母热爱家乡,为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作出贡献。越来越多的海内外龙的传人前来龙母祖庙寻根问祖,缅怀祖先。眷恋故乡的深厚感情把人们的心连在一起,这种感情是世代相传的龙的传人的共同感情,是不可泯灭的。弘扬龙母精神和品格,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龙母文化是一个信仰文化、崇拜文化、吉祥文化。人们为祈求幸福、消灾避祸,一代又一代的善男信女们到龙母庙参拜、祈祷。这是因为人们有求于神的保佑。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价值规律这只“无形的手”,在调节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由于人们看不见这个规律在起作用,而寄望于神的保佑。又由于社会流动加快,工作节奏紧张,生态环境恶化,心态失衡,天灾人祸频频出现,人们的生命安全缺乏保障,心灵不能清静,转而又祈求神的庇佑。于是,人们前往参拜不外于求福、求禄、求寿、求财、求喜,求喜包括婚娶、生子等等。
 
    龙母文化是中华龙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德庆提出了打造龙文化的品牌,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开发建设的龙母祖庙,盘龙峡、龙湖公园。龙母之旅可以延伸到梧州的龙母太庙——龙母祖庙——端州的白沙龙母庙。
 
    除了这三大特色文化品牌以外,还有如下几个值得一提,具有开发的价值:
 
    一是红色革命文化
 
    全国最早的农村党支部在肇庆广宁县成立 。中共广宁县支部是全国最早成立的一个农村党支部。该支部于 1924年11月26日在肇庆广宁县附城新楼周其鉴的故居“澹园书室”成立,有党员10人,他们是:周其鉴、罗国杰、李爱、李坤、陈义、赖南义、高玉山、高金、高树南和詹庆,周其鉴任支部书记。该党支部秘密领导全县农民、工人开展革命斗争,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对带动全国的农村革命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曾被毛泽东誉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领导农运的典型。1926年1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农民》第一期发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中,对当时海丰、广宁农民运动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指出:“对于地主阶级在原则用争斗的方法,请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让步,在特别情形上,即是遇上了如海丰、广宁等处最反动最凶恶极端鱼肉人民的土豪劣绅时,则须完全打倒他。”毛泽东在主编《农民问题丛刊》时,收入了周其鉴撰写的《广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等材料共8种,并为丛书作序,指出此“乃本书最精粹部分,它给了我们做农民运动的方法,许多人不懂农民运动怎样去做,就请过细看这一部分,它又使我们懂得中国农民运动的性质,使我们知道中国的农民运动乃争斗政治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毛泽东后来在1969年中共“九大”的一次会议上还称赞海丰、广宁和广西东兰是大革命时期我党独立领导农民运动的典范。
 
    叶挺独立团在肇庆首先实行 “党支部建在连上”;毛泽东曾力主到肇庆动员叶挺讨伐蒋介石 1925--1926年,国共合作,由共产党员叶挺(1896--1946年)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部驻在肇庆市西江边的阅江楼。民国十四年?1925年 1月21日,在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军委书记周恩来直接关怀下,叶挺独立团以共产党员为骨干在肇庆组成,团部驻守肇庆阅江楼。该团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唯一正规军队,而且,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在这支军队中建立了各级组织,全团官兵2000余人,排以上干部大部分是中共党员,第一次在中国实行了“党支部建在连上”。后来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推广实行了这种“党支部建在连上”的做法。据史料介绍,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约1000人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对部队进行改编,把共产党支部建在连上,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从而在组织上奠定了新型革命军队的基础。1926年3月18日,蒋介石一手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中山舰事件”。毛泽东闻讯后,当即意识到这是蒋介石的反共阴谋,就向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提出:叶挺独立团现驻防肇庆,我们应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秘密到肇庆集中,动员叶挺,在肇庆开会通电讨蒋;同时争取两广其他军事力量对付蒋,将可搞垮蒋。这个分析完全符合当时情况,无疑是正确的、难得的讨伐蒋的机会。可惜以季山嘉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却单纯从军事观点看问题,坚决反对。以致错失一次讨蒋良机。1926年5月,北伐战争开始,叶挺率独立团离开阅江楼,奔赴前线,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叶挺独立团在北伐中作为先锋部队,创立了震惊中外的功勋,被誉为“铁军”。建国后,阅江楼辟为“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由朱德元帅题写馆名。
 

    红色革命文化除了以上比较突出的东西以外,还有名人故居、烈士墓等等。
 
    名人故居:周其鉴故居、邓兆祥故居、彭泽民故居、广宁彭湃故居、李炳辉故居。
 
    旧址:广宁县农民协会旧址、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湘边纵队司令部旧址、高要领村革命烈士纪念碑、高要第一农民自卫军总部旧址、四会抗日陈元烈士纪念碑、封开绥贺支队旧址。
 
    二是古建筑文化
 
    肇庆自唐代以来,曾经有许多古建筑,但由于受到自然和人为的破坏,完好保存的不多。虽然如此,现存的古建筑数量仍然很丰富,并保留浓郁的地方特色和艺术风格,其中有相当部分在全省乃至全国有一定地位。较突出的有宋代的梅庵、元代的德庆学宫、明代的高要学宫、阅江楼、崇禧塔、庆云寺,清代的悦城龙母庙。在明清时期还建造一批规模大、异彩纷呈的府第、民居、书院及宗祠。在近现代又出现一批纪念性建筑和中西合璧的建筑。
 
    在建筑文化,我把这列了一个表,作了一些分类,大致上有如下的这些:
 
    庵、寺庙:梅庵(宋),悦城龙母祖庙(清),白沙龙母庙,城西清真寺,护龙祖庙(端州黄岗镇、清代),宝林古寺(四会贞山柑榄村),宝胜古寺(四会大河镇),盘古庙(封开平凤镇)。
 
    宫、书院:德庆学宫(元),高要学宫(文庙)(明),龙山宫(明),文昌阁(怀集、清),鹿鸣书院(德庆播植镇、清)。
 
    塔:崇禧塔(明),三元塔(明),文明塔(高要南岸),元魁塔(城区江滨东路、明),巽峰塔(南岸镇乌榕岗、明)。
 
    亭、桥、坊:止戈亭(城区),清节流芳牌坊(清),旌表节孝牌坊(清),乡贤牌坊(封开南封镇侯村、清),罗坎亭(封开长安镇下巷村),酒井桥(南丰镇、清),双拱桥(长安镇、清)。
 
    古村落:封开杨池古村(清),纷塘古建筑(南丰镇),德庆有古蓬村、古文砖城(官圩镇江村),四会有赵村、龙头村、邓村古法造纸村、广宁有北市客家围屋,江屯客家围屋,怀集有大浪村的六德堂、孔洞村古建筑群(乾隆年间),高要有蚬岗镇的槎塘村。
 
    宗祠:陈氏宗祠(四会邓村镇莲塘布村、清),罗氏宗祠(威井镇、清),砚洲陈家祠。
 
    比较突出的有如下的建筑:
 
    1、“我国绝无仅有的古代盘古文化建筑”——肇庆盘古祖殿 。位于肇庆北岭山盘古坑的盘古祖殿,于北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起建造,是“我国绝无仅有的一座古代盘古文化建筑”。肇庆盘古祖殿在全国范围内极为罕见,其最大特色,是殿中的盘古皇保留了瑶族祖先神的原貌:狗头人身;并将盘古称作“四皇爷”(排在伏羲、神农、黄帝之后)。此为全国其他盘古庙所无。肇庆曾是南方瑶族的主要聚居地。到明代中叶,肇庆府瑶山竟占了广东瑶山的六成以上(据《广东通志》)。肇庆盘古祖殿的十皇殿把瑶族祖先崇拜与汉族祖先崇拜共处一堂,反映了在北宋时候瑶汉文化就已互相兼容;并反映了从元代起,肇庆就是岭南瑶族文化的中心。可以说,肇庆盘古祖殿是中华民族融合的历史化石。
 
    2、“南国古建筑的明珠”——肇庆德庆大成殿。肇庆市德庆学宫大成殿(文庙)是目前广东省唯一保存的元代木结构古建筑,其匠心独运,“四柱不顶”,与广西容县真武阁“四柱不地”遥相辉映,一东一西,一个是文庙,一个是武阁,同被誉为“南国古建筑的一对明珠”,全国古建筑的珍品。大成殿“四柱不顶”的梁架结构和屋脊上龙腾鱼跃的装置,是一种防雷设施(雷公柱),这要比欧洲发明避雷针早几百年。
 
    3、全国古塔四绝之一——德庆三元塔。肇庆市德庆三元塔,建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 。该塔表层全部采用银朱灰沙材料,因银朱是一种不溶于水、又不易于氧化的矿物颜料,因而能够经久不褪色。该塔现已经历近四百年的风雨侵蚀,但仍色泽鲜明,光洁如昔,故有“只新不旧”之美誉。被当今古建筑界列为我国“古塔四绝”之一。
 
    4、广东仅存的宋代木结构建筑——梅庵大殿 。肇庆市梅庵,相传禅宗六祖慧能在此植梅。始建于北宋至道二年(996年),明、清、民国各时期曾多次维修,1978年又进行全面修葺,但仍保存宋代木结构建筑的特色,是广东现存的古代木结构建筑孤例。其大雄宝殿柱头铺作和补间铺都用串拱木插入斗拱当中,在十字拱和丁头拱中也用串拱木加固,此做法在全国少见。因此,清华大学等著名高等学府建筑系的学子常来这里学习观摩。梅庵1962年即被列为广东省级重点文物,1996年又被列为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
 
    5、古宋城。城墙始建于宋皇佑年间,当时为御役兵,筑土城,以后历代加以扩建和维修,现古城墙周长2801.2米,墙高6.5——10米,宽8——18米。城砖有9种不同的规格。除了端州的宋城,还有封川古城和开建古城,两座城分别在封开县的封川镇和南丰镇。
 
    6、崇禧塔建于明万历十年(1582年),由岭西副使王泮兴建。因西江水“滔滔而东,其气不聚,人才遂如晨星”,若建此塔,可使人才辈出,故造塔,塔名取“文运兴旺”、“鸿福无疆”之意,是一座风水塔。
 
    三是石刻文化
 
    肇庆的石刻非常丰富,最为集中的是星湖石刻群。除此之外,还有华表石刻(德庆回垄镇),三洲岩石刻(德庆九市镇、宋、明),香山石刻(宋),高要莲塘神符岩石刻(莲塘镇荔枝村),封开县石中界石刻(江口镇台洞村、清),大篆岩石刻(平凤镇大袍村、清),怀集花石峰石刻(梁村镇花石峰、明、民国),羚羊峡、清风阁摩崖石刻。
 
    星湖石刻始于唐代,通过对石刻作者生平和他们来肇轶闻的追溯,可以看到唐宋两代肇庆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元代民族压迫的深重,明代由两广总督主导的改土归流政策,对澳门实施的主权管治,明清两代西江佛教与儒学的兴衰以至民国时反袁护国军务院在肇庆等一系列重大历史课题的研究,提供历史佐证。
 
     星湖摩崖石刻数目繁多,地点集中,面貌完整,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
 
    盛唐时期的文学家李邕写下的《端州石室记》,从儒家的“入世”观出发,指斥仙境的虚妄,主张人们珍惜人世间实有的美景。
 
    李绅是唐代被贬西江的15位宰相级人物当中的一位。在石室岩留下石刻:“李绅,长庆四年二月,自户部侍郎贬官至此。宝历元年二月十四人将家累游。”据说在端州写了《悯农二首》:“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北宋时期,庆历元年(1042年)包拯任端州知州即将届满时,广南东道提点刑狱周湛、同提点刑狱钱聿,到端州考察包拯政绩。包拯与两个上级官员同游七星岩,留下题名石刻。
 
    南宋绍兴11年状元黄么度因反对秦桧投降卖国,于绍兴二十四年被贬肇庆府迫剥。他在石室岩刻下七言诗云:“欲访仙子问真决,岩屙寂寂水冷冷。”表达他在封建专制下难找到人间真理的彷徨。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福建长泰人戴耀到肇庆任两广总督。他写了“泽梁无禁,岩石勿伐”八个大字,强调对七星岩景区的保护,可以说是我国的第一幅有关环保的石刻。
 
    由于肇庆是一个山水名胜,许多文人雅士或吟诗作赋,并刻在石头上,形成了独特的人文景观。肇庆的石刻主要分布三个地方:星湖、鼎湖德庆的三洲岩。题材有题咏、题名、题字、纪游等,唐宋以来各个朝代均有,各种书法兼备。石刻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水文、宗教、民情风俗、封建学制、灵异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为研究肇庆的历史、礼制、宗教及中国书法艺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星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山奇水秀,风光迷人。七星岩峰险、石异、洞奇、庙古,被誉为“人间北斗星”、“岭南第一奇观”;鼎湖山群峰拥翠、浓荫蔽日、飞瀑流泉,被誉为华南生物物种的“基因储存库”、“北回归线上的绿洲”。除了优美的自然景观外,还有底蕴深厚、内涵丰富、鲜为人知的人文景观。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大放异彩,使星湖更加美丽神奇。
 
    星湖摩崖石刻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道光甲辰水痕至此。”说的就是道光24年(1844年)肇庆堤围全被冲决,洪水漫淹到这个位置,这是肇庆历史上的一个最高水位记录。可以说,星湖摩崖石刻,是我市人民,乃至中华民族书写在石头上的真实历史,是一轴反映肇庆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军事、水文等内容的壮丽长卷。
 
    星湖摩崖石刻是一座开放式的文学宝库。星湖风景名胜区共有石刻800多幅,其中七星岩就有531幅,531幅石刻中诗、词、曲、赋达217幅,游记、散文、题记等作品共192幅,瑰丽多姿,琳琅满目,是岭南文学艺术百花园重要的组成部分。唐代著名文学家李邕的《端州石室记》,现代伟人叶剑英元帅的“借得西湖水一圜,更移阳朔七堆山,堤边添上丝丝柳,画幅长留天地间”。把端州的山水、星湖的景色写得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充满诗情画意,脍炙人口,感人至深。正如陈毅同志题写的《七星岩》五言诗所说的:“石室叹钻天,景福秘地藏,壁上题词句,千年成诗廊”。自唐代开始,历代文人雅士都在七星岩留下了珍贵的墨迹。唐代宰相李绅;宋代名臣、端州知州包拯,苏轼好友、端州知州郭祥正,理学开山祖周惇颐,状元黄公度;明代“后七子”之一吴国伦,抗倭名将俞大猷、陈   ;郑成功父亲郑芝龙,名士郭都贤,忠烈陈子壮;清代大文人袁梓贵、黎简等,当代伟人朱德、叶剑英、陈毅等,都在星湖留下了诗文或题赋。星湖摩崖石刻是名副其实的“千年诗廊”、文学宝库。
 
    明朝中叶抗倭名将俞大猷在1565年广东海丰战役中大败倭寇,回肇庆后,曾游览七星岩,写下豪气冲天的诗词:“胡然北斗夜,化石落人间。天不生奇石,谁擎万古天。”
 
    朱德1959年游七星岩,赋诗一首:“七星降人间,仙姿实可攀。久居高要地,形是发冲冠。开心才见胆,破腹任人钻。腹中天地阔,常有渡人船。”
 
    叶剑英1961年4月18日游览七星岩,赋诗一首“借得西湖水一圜,更移阳朔七堆山,堤边添上丝丝柳,画幅长留天地间。”
 
    陈毅元帅在1966年游览七星岩,写了一首诗:“七星拔地起,洞穴腹内装。沥湖环四面,千顷恣汪洋。阆风亭欲飞,玉屏如铁樯。石室叹钻天,景福秘地藏。壁上题词句,千年成诗廊。对山擎天柱,任人说玄黄。彩楼挂其间,飘渺而微茫。蟾蜍立水边,仙掌在其旁。朝暮两相依,恰似姐妹行。禾坡有奇趣,离群守一方。高踞而南面,气宇最轩昂。我来游岩遍,怡悦荡心房。攀崖试腰脚,垂钓话濠梁。且喜腰脚健,少壮赞我强。谓我尚不老,可以上战场。”
 
    “文坛泰斗”郭沫若1961年来到七星岩,赋诗几首,其中有下面二首:“七星落地上,天柱立中流。山多红豆树,窗对仙凫洲。月下开菱境,云间结彩楼。勾留过一夜,灯火是端州。”“北海曾来此,岩间有旧题。洞天天外秀,福地地中奇。膏柱导游辑,葵羹解满丝。留连不忍去,无怪日迟迟。”
 
    星湖摩崖石刻是我国书法艺术的瑰宝,历来被认为我国书法艺术的极品。星湖石刻包纳了篆、隶、楷、行、草各种书法,可以说是一部中国的书法简史和书法艺术的诗博物馆,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品和天然的书法展览。星湖有许多书法史上的名碑,唐代李邕的《端州石室记》正书碑,明代吴桂芳的篆书,明代朱元以隶书笔意写篆书的“帝觞百神之所”,清代黎简、陈恭尹的隶书,陈恭尹在玉屏岩用隶书刻下的大字题记,状元林召棠的正楷,黄培芳的行书,耆英的草书石刻等等,都是石刻中的书法艺术珍品,笔力沉雄,刚劲有力,自成一体,潇洒奔放,对后世影响较大,属国内石刻中罕见的瑰宝。
 
    鼎湖山云溪风景区老龙潭之涅 台石壁,有一副初唐石刻,第一行刻“涅 妙”,第二行为“正法眼”,第三行为“心藏”。此石刻排列异常,原文实为“正法眼藏,涅 妙心”。正文出自《六祖坛经》机缘品第七,是释迦牟尼对佛教精神境界的自我概括,他说:“吾有正法眼藏,涅 妙心,实相无相,不立文字,教外别诗,传嘱摩诃迦叶。”八个字深厚有力,形态丰满,是唐刻珍品。
 
    星湖摩崖石刻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石刻开创了书法家在名山大川镌刻纪功文字的先例。它较之在青铜器上铸刻,方便、节约,而且其空间回旋余地很大。特别是在没有墨迹供欣赏的情况下,通过“刀锋”看“笔锋”,体现了历史上刻石工人的创举。从手书到刻石在艺术上是一种再创造,经过刻石书法的魅力更丰富了,增添了一种金石味,字的立体感加强了,显得更为厚重,由于石质坚实,也得以长期保存。同时石刻至真至情,大风大雅,表达了作者的真实感情和广阔胸怀。朱德元帅的《游七星岩》一诗:“开心才见胆,破腹任人钻,腹中天地阔,常有渡人船。”正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宽怀大度,高风亮节的真实写照,给人以无穷的鼓舞和力量。
 
    除了星鼎石刻以外,德庆县九市镇的三洲岩洞内,也有始于宋,盛于宋、明的石刻,一共3100多则,现存的有数十题。
 
我们要象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星湖摩崖石刻,保护前人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崇高责任。同时,要深入挖掘、研究摩崖石刻,这些优秀的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星湖风景名胜区的文化内涵,丰富肇庆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
 

    四是历史古迹文化
 
    1、古遗址:封开县黄岩洞洞穴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早期,高要茅岗建筑遗址(新石器时代),鼎湖蚬壳洲遗址(新石器时代),封开塘角嘴遗址(新石器时代——商周),端石老坑洞遗址(唐),封开螺馨岩古人类遗址,洞中岩古人类遗址,籁竹口遗址,罗沙岩遗址。
 
    2、古墓群:城区康乐中路“三朝古墓群”,四会细 岗古墓群,榄洞村古墓群。
 
    五是民间民俗文化。包括舞龙,公鸡舞、武术等等。
 
    肇庆文化由于其多样、多元,使其总体特征不够鲜明。用什么总体品牌加以概括,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认为从总体上看,肇庆文化的总体特征是休闲文化
 
    二、今后一段时间我市文化发展战略及其基本思路   

    今后一段时间我市文化发展的基本思路可以概括为:建设一个历史文化带,西江、绥江两大文化走廊,擦亮三大文化品牌,推进四大改革、构建五大文化网络、壮大五大文化产业。
 
    (一)大力推动文化旅游的相互融合,加快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变,建设城区历史文化带和西江、绥江两大文化走廊。
 
    肇庆的特色是山水和山水文化。肇庆山水和山水文化,美在自然,美在人文。“自然之美,是宇宙的一种气力,给人的心灵以启迪、抚慰和震撼,而人文之美,则标志着民族文化审美精神的凝聚,在看来似乎平凡的一砖一瓦中,就包含着一个民族做人的根本态度,包含着一个民族的辉煌与过去。”今天,旅游建设正呼唤着自然与休闲,正呼唤着文化与知识。肇庆,作为西江流域人文旅游资源最丰富多彩的一个区域,很显然,摆在面前的就是如何打造西江文化旅游走廊的问题。
 
    西江北部历史底蕴深厚,且具有一定的文物景点,已经具有一定的基础,只要规划好,进行连片的开发,就能发挥规模效应。这个历史文化带主要的文化开发项目主要有:白沙龙母庙、包公祠、梅庵、宋城、丽谯楼、古墓群、文庙、文昌阁、阅江楼、景福围、王绊生祠、崇禧塔等。这些设施要继续丰富其内涵,提升其档次,扩大景区的规模。
 
    西江、绥江两个文化走廊,主要是发展文化旅游,可以规划如下的几个景区,连点成线。
 
    1、封开的“文化古都”开发。
 
    要以历史真实作为基础、以综合、系列、多元、立体的功能要求,以现代意识,现代科技、现代经济为指导进行。
 
    封开县已规划建设“广信文化园”,可以建设岭南状元坊、岭南百姓宗谱、岭南古战场、岭南教育馆、岭南历史文化长廊浮雕。
 
    2、构筑龙母文化风情园。
 
    现在到龙母庙烧香祈祷的人越来越多。但,如何满足前来祈祷的人对龙,龙母及其文化有更多的了解,似乎不足。我们以为,应建一座大型展厅,搜集大量的龙和龙母的艺术雕刻,图案符号,饰物文字、出土文物、文史资料等,全景式地去展示龙和龙母的文化内涵,使其与现在的龙母庙构筑成大型的龙母文化风情园,并以其为中心,上接广西梧州龙母庙,下联肇庆白沙龙母庙,组成一条龙母文化旅游专线。这样,游客就可以走进中国民俗文化的博物馆,走进民间,走进民俗文化的深处,在民俗文化的汪洋大海里邀游一番。
 
    3、构筑羚羊峡野趣园。
 
    羚羊峡,坐落在肇庆市西江河段之东,全长7.5公里,河面宽500—600米,最窄处200米,两岸崇岭高800米,江水经此,湍流奔腾,漩涡四起,气象万千。
 
    羚羊峡北岸是羚山,靠江一侧有意猿古洞,古涧前面是峡山寺?遗址 ,东面是清风仙阁,附近有山坑、栈道、桥梁以及“江上清风”,“裴公十九桥”、“山川秀美”,“天开灵岩”等摩崖大字。羚羊峡南岸是烂柯山,山上有仙棋石, 烂柯遗址;山下位于端溪南边、紧靠羚羊峡处有出入山虎、望夫归石;更奇者,这里还可以探访出产端砚石的砚坑,从东边入峡后第一坑就是著名的老坑了,其余依次是坑仔岩,古塔岩,宣德岩,朝天岩,麻子坑等。这里所产之端砚石,以老坑砚石最为名贵。
 
    羚羊峡自然环境优美,历史悠久,在烂柯山上可寻仙人的足迹,在峡山寺旁可觅鉴其和荣睿的旅痕。这里可以寻宝探胜,访师问友,增加学识,升华思想;这里可以寻找到人生的最大快乐。自然,开发建设羚羊峡,烂柯山仙境的再现,峡山寺的重建,都十分重要,但最关键,最引人的在于峡山旱路的修复和砚坑的整治。
 
     以重建峡山寺和清风仙阁为引子,修复峡山早路,整治砚坑,使烂柯山的仙与峡山寺的佛整合在一起,构筑成一个寻宝探胜的野趣国。野趣园是道佛合一,古今浑然一体的游览胜地。野趣园的开发建设将使旅游从观光到寻求知识与欢乐的过度。这里可以看到历史的风烟,重踏名入的旅瘦,体会砚工的辛劳?
 
    重建仙花寺,将附近的建筑王泮生祠,景福围纪念亭和崇禧塔等,从杂乱的民居中清理出来,用亭廊点缀成串连在一起,并在整体布局上以崇禧塔为中心,把周围辟作绿化广场,以突出崇禧塔的尺度和核心地位,营造出一个中西文化交融的博览园。
 
    4、构筑禅文化大观园。
 
    以肇庆市的梅庵为中心,在梅庵岗上建造禅脉堂、六祖禅坛、禅文化展厅,并打造惠能面壁修悟塑像,揭示禅宗“顿悟”之说的全过程,全景式地展现东方佛教的文化风貌和禅的神韵。这些建筑物和塑像建成后,将与梅庵融为一体,构筑成岭南最大的禅文化大观园,并由此南向新兴国恩寺、西向德庆大广山、东向四会六祖寺及北面的怀集六祖岩和六祖禅院扩展,使旅游文化性与相异性更明显、更突出,以其对广大游客形成一种感染、一种融入。
 
    5、兴建竹博园。
 
    竹文化源远流长。广宁县应打好竹文化品牌。高起点、高水平,建设一个在全国都有影响的竹博园。开发好竹文化这一宝贵的资源。
 
    6、建设金燕文化园。
 
    金丝燕是怀集的一大文化资源。这个文化品牌以燕岩为依托,开发出具有特色的金燕精神和品格,金燕的产品等。
 
    (二)打造宋文化端砚文化和山水生态文化三大品牌。
 
    一是宋文化品牌。就是要以宋文化资源开发为重点,以挖掘包公文化为突破口,朝着″北有开封,南有肇庆″的目标,打造宋文化之都,构建以宋城墙、包公府衙为主体的宋城文化景区,展示肇庆特色的宋代文化、清官文化。把古宋城建成宋代历史名人古迹的展示基地,宋代民俗文化的展示基地,宋代建筑文化的展示基地。
 
    二是端砚文化品牌。要继续按照今年初市委、市政府出台的端砚发展规划,计划在3年内打造端砚文化传播、端砚产品生产销售、端砚工艺美术人才培养、端砚科普教育旅游等四大基地的的要求,打造端砚特色文化品牌,发展端砚龙头产业。为做大做强端砚产业,肇庆市还将实施五大战略:体制创新战略,改革端砚的管理体制;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学和合理利用砚石资源,实现端砚业的可持续发展;市场创新战略,进一步改进、提高制砚工艺水平,面向市场,开发独特的工艺品、纪念品;文化经济战略,以端砚为载体发展、挖掘肇庆的历史文化,以端砚业推进旅游业,以旅游业带旺端砚业;品牌保护战略,与《WTO原产地规划协议》接轨,提高端砚原产地域产品的知名度、质量信誉和无形资产价值,维护端砚的高品质形象。具体的措施:一是加强砚石资源的普及、开发和管理,促进端砚的可持续发展;二是推进端砚旅游的融合和互动,形成砚坑、砚村、砚厂、砚馆为线路的“砚之旅”,继在端砚发源地白石村建成端砚展览馆以后、建成端砚研发中心、端砚文化主题公园、端砚砚铭碑林、端砚文化广场、全国文房四宝商业街等主体工程,形成集旅游、购物、观光、探究端砚文化于一体的旅游景区,将进一步促进端砚特色文化产业的发展。三是完善、发展已设立的端砚网站,运用网络技术,宣传推介端砚,提高端州知名度。四是整合全市端砚厂家的生产资源,尽可能形成规模效应。大力推进中西文化的融合,大力推进雕刻和其他艺术的融合,提高端砚文化品位。延伸端砚产品的产业链,发展中国文房四宝等相关产业。五是创建端砚研发中心。加强与相关高等院校合作联系,着力培养和吸引工艺美术专业人才。成立黎铿、刘演良等工艺美术大师工作室,创作端砚精品,提高雕刻技艺,发展端砚品牌。
 
    三是生态文化品牌。要把创生态文化品牌与我市开展生态文明村创建活动结合起来,各县(市)区要在开展生态文明村创建活动中注重开发古村文化资源、生态文化品牌的开发和建设,要不断涌现出一批象德庆的金林水乡,封开的杨池村,怀集的九九奇门村,四会的古法造纸村,高要的八卦村等集文化旅游、生态、特产于一体的古村落生态文化品牌村。让生态文化旅游向农村拓展,成为肇庆旅游的新亮点。
 
    各县(市)区也可从实际出发,发展特色文化,举办有特色的节庆文化。定期举办四会柑桔、玉器文化节,德庆龙母诞文化节,端州端砚文化节,广宁竹子文化节,怀集金燕文化节,封开岭南古都文化节,高要饮食文化节,鼎湖生态旅游文化节。改变以往文化达台,经济唱戏,为文化经济同时唱戏的做法。通过文化节提高知名度、美誉度,促进文化的传承、商机的挖掘和投资环境的改善。
 
    (三)大力推进文化体制的四大改革。
 
    文化体制需要改革内容很多,我们要按照文化体制改革要明确方向、探索新路、突出重点、营造亮点、攻克难点、落实任务的总要求,重点抓四个方面的改革:一是文化管理体制改革。通过建章立制,重新调整文化管理部门职能,实现政府文化管理职能从以办文化为主向以管文化为主转变,从以管理直属单位为主向管理全社会文化转变,从以行政手段管理为主向以经济和法律手段管理为主转变;二是文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对公益性文化领域,特别是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要由各级政府主导,鼓励社会捐助。对经营性文化领域,拓宽投资融资渠道,大力引进民资和外资,坚持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放宽政策,打破垄断,放手发展,形成多元化的投融资格局。形成了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营运的文化管理体制和富有活力的文化产品经营机制。三是推进文化团体内部机制的改革,进行分配制度和人事制度的改革,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四是探索乡镇文化站的改革试点。目前的乡镇文化站,由于投入不足、体制不顺、活力不足,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要大胆探索新的农村文化管理体制,乡镇文化站由公益性事业单位转变为社会中介结构,其地方规划、兴办公益性文体事业的职能,收到镇社会事务办公室、基层文化市场的管理和执法职能则上交给县主管局。乡镇文化站转变机制,以钱养事、放活经营,主要起到组织、协调的作用。形成“政府主导、社会承办、市场化运行”的新格局,推进阵地建设多元化、文化队伍建设“社会化”,娱乐文化市场发展“市场化”,文化市场管理“经常化、制度化”。
 
    (四)构建五大文化网络,繁荣基层的文化生活。
 
    一是要构建书报刊的发行网络。明年城区的四家新华书店要完成资产重组工作。在城区兴建书报亭。二是要构建读书指导网络,以举办读书节为推动力,形成以图书馆为中心、民营出租屋为辅的图书馆借阅网络。三是电影放映网络。通过电影公司的改革,形成以市的电影拷贝管理中心为主体,个体放映队为依托的电影放映网络。三是文化艺术指导网络。四是文博开发与保护网络;五是群众性歌咏活动为主的音乐网络。
 
    构建五大网络,要大力加快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我们要以“山、湖、江、城”四位一体的城区结构,把文化设施建设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结合起来,加大投入、多方投入,加快文化设施建设,要按照高起点规划,高水平设计,多渠道投入,产业化动作,分阶段实施的要求,建设一批品位高雅、风格鲜明的文化基础设施,使其成为展示全市各地历史文化与时代风貌,体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趋向,集学习、娱乐、休闲、健身与购物为一体的文化新亮点、旅游新景点、娱乐新热点。建设一批与园林城市相适应的文化设施,使之成为标志性建筑,提高城市文化品位。
 
    我们计划在今后几年,分期分批,规划建设“三馆”:一是新建博物馆。占地1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5000平方米;设大型陈列、展览馆,现代化多功能展示厅和各工作部室等功能室,安防系统、监控系统达到博物馆一级等级风险要求。目前,博物馆已完成了选址的工作。二是新建图书馆。占地1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5000平方米,总藏书量为100万册;设有阅览室、少儿阅览室、多媒体阅览室、培训室、采编室、大型书库等设施,有先进的现代化技术装备,网络建设、信息资源共享建设达到国家的要求。三是新建群众艺术馆。占地10000平方,建筑面积10000平方米;设辅导室、排练室、展览厅、小剧场及室外文化娱乐场地等文化活动厅室,开展音乐、舞蹈、美术、戏剧、曲艺、文学创作和辅导培训及文化遗产整理等工作需要。为确保我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我们成立了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领导小组,由市长任组长,分管副市长任副组长,市建设局、城乡规划局、文化局负责人为成员。同时,已在市城区范围内重新规划出文化建设规划区。
 
    (五)培育五大文化产业,壮大文化实力发展文化经济
 
    主要是发展文化旅游业,以端砚为主的工艺美术业、现代传媒产业、少儿培训班、音像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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