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与肇庆“大树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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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两广总督阮元与肇庆“大树行台”。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云(芸)台;又号  经老人、雷塘庵主。江苏仪征人。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任两广总督,道光六年(1826)调补云贵,在粤九年,建树颇多。阮元依制兼治两粤,频往广西,经行水路,肇庆为必由之站。在肇庆停留期间,有若干史事,足可征采。今据《阮元年谱》 所记,加以引录,以供治史者之参考。
 
    先是,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两广提督府由梧州迁至肇庆。隆庆元年(1567),两广提督改为两广总督。南明时期,肇庆曾经是永历帝治所。至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陷肇庆,仍为两广总督府所在,迄乾隆十一年(1746),两广总督府始移至广州。肇庆此后仅设协领(官阶为副将),但由于肇庆处水路要冲,扼西江入桂门户,当清中后期交递之际,夷人窥伺,海疆多事,故阮元督粤之后,筹备海防,检阅水陆各师,为治粤之所急。
 
    嘉庆二十三年(1818)十月十八日(11月16日),阮元往肇庆阅兵。中途因事折返广州。二十五日(11月23日),阮元校武于肇庆七星岩下,曾有题为《肇庆七星岩下校武望石砚山》五古十六韵记其事,诗中有“官求戒骚劳,民取任利便”句。(《  经室集·四集》诗卷十一)同年十一月初三(11月30日),复至肇庆,原拟赴桂查案,因另一同查官员病故,又回广州。十一月十五日后始成行。
 
    道光三年(1823)四月初十日(5月22日),阮元往肇庆阅兵,住阅江楼。“先是,练兵之制,但观其阵式及马步箭、鸟枪、藤牌、挑刀数事而已。上年奏,于每期常操外,另挑奋勇兵丁一千六百余名习爬山梁。至是,阅兵北校场,复阅奋勇阵于西校场之圭顶山。山分五道,五营争上,跳荡皆奋捷,各加重赏。”有五古五韵首记其事。(《癸未四月住阅江楼阅肇庆八营官兵》,《  经室集·续集》卷五)。至十九日始回至广州。
 
    同年七月十四日(8月19日),朝廷应阮元所请,批准修德庆等五州县塘汛营房。七月二十二日(8月27日),奏建肇庆府炮台。据《宣宗实录》卷五十八载:“九月初一,修广东肇庆府炮台,从总督阮元请也。”原折略谓:“肇庆府城南门贴城本有东西炮台旧址,相传系前明所建,坍废多年。因河岸淤高,台基已没入土中,但形迹尚存;旧台大炮现尚堆放城根之内。臣亲诣阅看,基地宛然。缘府城南门当临水一面适中之地,两炮台紧贴外部,形如雁翅,据险扼要,前人创建,实属尽善。臣饬令将修建工料撙节估计据禀。城角尚有旧制空心炮台,久未修造,应乘此一律缮修。”
 
    同年(1823)九月初七日,阮元往广西阅兵,初九日(10月12日),他夜过端州,作《重九夜过端州》七绝一首。(《  经室集·续集》卷五)
 
    同年十一月初六(12月7日),阮元在广西阅兵完毕后,至新兴县阅罗定协兵。途中得《将由肇庆往雷州至新兴河头水最清浅》七律一首。(《  经室集·续集》卷五)
 
    又,同年,阮元在广州购得端州巨砚材,摹刻《诒晋斋华山碑》。“道光三年,在广州购端州巨砚材,复募刻成亲王本未缺之字及后铭词内‘民说’二字,同置词楼。若两石并拓,遂成全碑矣。好古者以两拓本剪补合装为一碑可,留欧公书而分装之亦可。”(《摹刻诒晋斋华山碑全字跋》,《  经室集·续集》卷三)王章涛注:“此端溪巨砚今藏扬州博物馆。砚体通长92厘米,宽60厘米,厚5厘米。巨砚正面琢有砚池,砚池上方砚额刻成亲王《题汉西岳华山碑》诗和阮元《题家藏汉延熹华岳庙碑轴子》诗及阮福题识。单字约一厘米见方,为正楷。刻工题名,隶书一行,镌于砚之右侧砚脊正中处”云。
 
    道光五年(1825)十二月(1826年1~2月间)阮元重建肇庆总督行台,并续刻总督题名碑。“是时,修肇庆府总督行台成。旧有大青枫树一株,因名曰大树行台,并续刻《总督题名碑》。”(《雷塘庵主弟子记》,道光五年谱)“道光五年,于旧基重建行台,惟立门屏两重,堂室两重,取可以校武暂住而已,无多构也。复于堂西开马射之埒,阶上设步射之序,阶下可练小队。东南建帅字旗。修复城南炮台。庶几体制得宜,而往来均便。且重兵所在,当务其本也。堂前题名碑自乾隆九年后续刻,爰书列之,以续前而开后焉。”(《重建肇庆总督行台并续题名碑记》,《  经室集·续集》卷二)
 
    道光六年(1826)二三月,阮元赴广西阅兵,经肇庆。五月,奉调云贵总督。六月二十八日(8月1日)舟至肇庆府,阮元由广西取道湖南、贵州入滇,家属为免酷暑远行之苦,则小住大树行台月余,随后赴滇。
 
    肇庆从设两广提督府开始,迄1746年始将两广总督府迁广州,作为华南首府几达两个世纪之久,此一史事本身即说明其政治、军事地位曾经雄冠岭南。广州作为刺史驻地与南汉国首都,作为华南第一重镇早已载入史册,何以在明清之际两广总督驻节肇庆,是否仅为此地接近广西?而且,作为总督署所在,肇庆地区的经济似无多大发展,倒是西方传教士较早注意到它的地位。乾隆时代移治后的71年间,肇庆的地位因政治经济重心转移,无疑是衰落了。阮元为阅兵暂住而重建行台,虽然看到此地的重要性,却也无法(或者从未想过要去)振兴这座城市。按据1999年版的《肇庆市志》,既未提及“总督题名碑”这一古碑刻,亦未讲到阮元所修“大树行台”。若旧址仍存,不妨恢复,以志昔日辉煌、古今之迹,示人以历史文化厚重之感;且对旅游开发,当亦有所帮助。

标签:人文肇庆,肇庆,两广总督,大树行台,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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