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庆两广都司令部与中华民国军务院成立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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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4月初,广东都督龙济光独立后,护国运动广东战事暂停,梁启超开始筹划军务院。

1916年5月8日,中华民国军务院在肇庆成立。

1916年4月初,广东都督龙济光独立后,护国运动广东战事暂停,梁启超开始筹划军务院。此时正是护国战争的后期,袁世凯已被迫撤销帝制,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为何还要成立军务院?有三个原因:一是早在护国战争前,梁启超与蔡锷、唐继尧等人就有成立军务院的初步设想,梁启超与蔡锷在天津密商时就曾设想“侯云贵两广独立,观形势如何,即先组织一临时政府,戴黎公元洪为总统。盖袁氏即以叛国失去大总统资格,依约法由黎公继任也。”袁氏宣布撤销帝制后,唐继尧在致梁启超函中与梁议道:“溯自滇军举义,原以俟袁逆推倒即举黄陂为总统行内阁制,以先生为总理,届时发表,庶不失先后程序。”梁启超以为然,随即四方奔波,致电独立各省总督商讨成立军务院的具体问题。二是护国战争虽已取得很大胜利,但形势尚未必乐观,首先,袁氏取消帝制是迫于形势的缓兵之计。根本目的在于取消护国运动攻击的目标,平息国内外的舆论,以便卷土重来。北洋军3月上旬先后攻占四川叙府、纳溪、紊江一带,并进抵滇北,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后,四川战场双方一直处在僵持状态。在军费、弹药、给养等问题上,护国军此时也存在严重困难,单是军费一项,就有燃眉之急。蔡锷在给梁启超的电报中说,“前示南洋募款,务恳速予运济百万,以舒眉急”。三是随着独立省份的逐渐增多和反袁护国力量的扩大,如何协调和指挥各派反袁势力,对袁进行政治讨伐和军事进攻,也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此时,在外交方面也存在着不利因素。云南首义之后,日、英、俄、法、意等国对袁称帝提出措辞严厉的警告,表示反对,但其中各国的态度是不尽相同的。它们对待袁氏复辟的态度是以中国不发生内乱为宗旨,因此,对护国战争的支持是有限的。从上述形势看,袁世凯虽已宣布撤销帝制,但摆在护国军和各派反袁力量面前的任务仍是艰巨的,他们必须要粉碎袁氏妄图东山再起的计划,解决如何协调和指挥护国军以及各派反袁力量。他们还必须稳定外交局势,争取各国的同情和支持。否则“反袁护国、迫袁退位”的任务就会前功尽弃。可见,军务院的诞生实乃护国战争形势发展的必然。

成立两广都司令部

1916年5月1日,护国军在广东肇庆成立两广都司令部(故址在今肇庆中学),公布《都司令部组织令》和《都司令部暂行办事细则》。规定两广都司令统率广东、广西两省军队,管理一切军务,兼筹政务、财务。都司令部置参谋部,设都参谋一人,协助都司令掌管军政、军令。由岑春煊任都司令,梁启超任都参谋,李根源任副都参谋。显然,这主要是针对龙济光拒不肯让出广东都督一席而设置的,正如《时报》菊庄通信中所指出:“明明都督之任(指广东都督)不能接收,故特设此都司令之名,使都督亦受其节制,此提高一级以图可以驾驭,特一委曲求全之术而已”。据当时参与其事的吴贯因说:“首持此议者为广西军界,而广东各独立地之司令和之,龙氏见桂军及广东独立军皆推戴岑、梁,不敢立异,亦赞成此议。”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的成立为军务院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鉴于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的设立只能解决两广统一领导的问题,而其他独立的各省还没有统一领导的机构,为此,梁启超提出设立军务院,并草拟《军务院组织条例》。

“中华民国军务院”成立

经过多方的活动,滇、黔、桂、粤四省的护国军代表于5月8日在肇庆举行联席会议,根据《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二项的精神,宣布“中华民国军务院”成立,所在地暂定在广东。以袁世凯称帝已丧失大总统资格,应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但又由于黎正蒙难,应由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权,然国务院已遭废止,重设须经国会通过,而国会亦不存在,故暂设军务院,主持全国军事、庶政。据《军务院组织条例》,军务院直隶大总统,统筹全国军机,施行战时及战后一切政务。大总统不能亲临军务院视事时,一切军政、民政、对内、对外,以军务院名义行之。军务院实际具有临时军政府性质。军务院设抚军若干人,名额不定,凡独立各省都督、都司令、都参谋及独立各省确已成军有两师以上的总司令,均为抚军。军务院设正副抚军长各一人,由抚军互选产生。军务院内设政务委员会、秘书厅、参议厅、编撰处、两广都司令部等,关键者为政务委员会,设委员长一人,委员若干人,分掌外交、财政、法制等各项事务。由抚军会议裁决庶政。军务院抚军长为唐继尧,抚军副长为岑春煊,秘书长为章士钊。因唐继尧不能离滇赴粤,由岑春煊摄行抚军长职权。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为梁启超,梁启超成为军务院政治领导人。从军政府公布的组织条例来看,军务院相当于国务院。军务院为各派反袁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的松散结合,也是与袁世凯政府相对立的临时政权机构。

军务院把云南和两广的军队编成护国第一至第六军。总司令分别为蔡锷、李烈钧、莫荣新、李耀汉、谭浩明、林虎隐。蔡锷第一军和黔军戴戡部已入川,下一步就是大举北上,以实现会师中原的计划。军务院命令驻两广的护国军均归陆荣廷节制,于是陆荣廷以粤桂护国联军总司令的名义下达出征令,分湘、赣、闽三路,加紧对袁世凯进行军事“围捕”。5月7日,陆荣廷乘湖南零陵镇守使望云亭宣布独立之机,亲督陆裕光、马济、林俊廷、汰鸿英等部三十余营入湘北伐,由祁阳进迫衡州。为配合陆、望作战,岑春煊命龙济光驻粤北连县、乐昌、阳山等处军队移扎出境,向郴阳、桂阳方面前进。

5月11日,军务院发出第一号布告,开始对未独立各省进行政治攻心。在军务院致未独立各省的公函中,又进一步力陈袁逆罪孽,号召各党派齐心协力。在对外方面,军务院进行了一系列外交活动,争取各国在外交上对军务院的承认和支持,逼袁退位。军务院成立时,于5月9日通告各国公使、领使:“以后除地方商民交涉,照例仍由各该省军民长官,与各国驻近该地各官厅就近办理外,,其中央外交事务,一概改由军务院办理。”列强看到袁逆大势已去,不得不抛弃了袁世凯,美国也停止了向袁政府支付借款。各国对帝制态度的变化,对于袁世凯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迫于巨大的政治压力,袁的亲信陈树藩、陈宦、汤芗铭等入也宣布独立。独立省份已达八省。未独立各省的护国军讨袁斗争也四处烽起,如奉天有辽东护国军的起义,东北有东三省护国军举义,山东护国军组织都督府。

为了与冯国璋等势力协调反袁运动,梁启超于5月21日抵达上海,旋赴南京。冯等乃在南京举行会议,谋劝袁退位。袁已陷于四面楚歌之中。然而,5月24日,梁启超在上海给岑春煊写了一感情真挚的信。信实质为一封表明辞职意图的信。梁启超被举为政务委员长及抚军之后,时论或有梁启超钻营官位、怙权贪位之传言,沪上人士颇多攻击者,梁遂写此信向岑春煊表达反袁决心。此信除了向岑春煊表达反袁的决心,也有对人事纷争的担忧。当时广东诸军人事纷争。龙济光被迫宣布独立,但与护国军仍不友善,并在4月12日发动海珠之变,设伏诛杀前来与会的汤觉顿、谭学夔、王广龄、岑伯铸诸人。其中汤觉顿当时是梁启超的代表,一直被梁视为臂膀。梁启超在信中明确表示,自己实在不愿意去贪图什么权力,即便是自己愿意,也没有这个能力。梁此意是为了消除广东诸军的疑虑。为了表达自己的反袁决心,梁启超甚至在信中不惜将自己说成是贪恋权势的政客,只要能反袁,他甚至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名节,他梁启超的名字可以任意使用。他说自己“千万死罪”,既“钻营都参谋”,“又钻营政务委员长”,把自己描述成了一个活脱脱的投机钻营的政治小人,梁启超如此自我嘲讽,是为取得护国军诸将领的信任。梁启超在信中表态,等护国战争一旦胜利即辞去全部职务。

军务院撤销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忧惧而死。7日,黎元洪就任大总统。军务院内部就军务院的存废问题展开了一番争论。梁启超认为目前大局已定,当务之急在于巩固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地位,要稳定大局就必须结束南北军对峙状态。他一面督促北京政府尽快恢复民元约法和国会,一面主张向北京方面做出适度妥协,即撤销军务院。他重申了军务院撤销的条件,即按照《护国军军政府第四号宣言》第十条的规定“军务院俟正式国务院成立时撤废之”。梁启超一向标榜国家主义,反对地方势力膨胀。为尽快结束动荡的时局,他极力主张西南地区采取同一立场,支持中央政府。7月2日,梁启超则直接劝说陆荣廷,认为从道义角度出发,肇庆方面应向北京方面做出适当的妥协。地方实力派是军务院存在的物质基础和保障。就实力和当时的影响而言,实力派中以唐继尧、蔡锷、陆荣廷为声望卓著者。他们的态度对军务院的未来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军务院的存废问题上,唐继尧态度暧昧,时而支持保存军务院;时而主张维护中央政府地位迅速废除军务院。陆荣廷与唐继尧一样为地方实力派,不过他对军务院的态度却更接近梁启超,认为“此次我辈举义,拥护共和,目的均已全达。请由蓂公领衔通电京省,将军务院克日撤销,使国权统一,恢复和平。”

1916年6月29日,黎元洪正式宣布遵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恢复国会,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7月14日,唐继尧、岑春煊、梁启超等13人联名通电全国,正式宣布撤销中华民国军务院,护国战争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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