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广总督府、罗定直隶州和泷水“瑶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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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罗定市博物馆副研究员 陈大远 摘 要:两广同属岭南,唐代始分东西。自宋至明,在湘、桂、粤省发生了长达六百年的“瑶乱”。明代,瑶乱主要发生在粤桂交

 广东省罗定市博物馆副研究员 陈大远

     摘 要:两广同属岭南,唐代始分东西。自宋至明,在湘、桂、粤省发生了长达六百年的“瑶乱”。明代,瑶乱主要发生在粤桂交界犬牙交错的山区,因为要协调统率两广的征瑶军队,明景泰三年(1452)特设两广总督,两广总督府曾驻梧州、肇庆、广州等地,原属战事临时机构。明万历五年(1577)升泷水县为直隶州,因为罗旁瑶乱平定而取名为罗定。罗定直隶州是广东第一个特区,它的建立宣告了广东“瑶乱”的终结。

    关键词:两广总督府、罗定直隶州、泷水瑶乱

    自北宋大中祥符起到明万历年间,岭南岭北湘、桂、粤省相继发生二百多起瑶人用暴力反抗官府的大小事件,前后延续六百年。对这些事件的性质,史学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宋、元、明、清的文献和地方志材料中,都一律称之为“瑶乱”,还使用了一些污蔑瑶人的语句和文字;建国后的不少学者文章中又称之谓“少数民族起义”,如《简明广东史》中就持这一观点。如何看待这些瑶汉冲突,首先要对当时的社会、阶级作全面的分析,要全面了解这些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采用的史料必须完整、真实,才能对事件作出正确的评价。

    瑶族的祖先是长沙武陵蛮和五溪蛮,一直被称为蛮夷,至隋,因为常免徭役,称为“莫徭”,以后用“瑶”作为专用的族称。因为瑶人以耕山为主,大分散、小聚居,流动性较强,加上知识不高,生活困苦,常为生活出路铤而走险,历来难以控制管理。明朝建立后,曾五次对瑶区实行“蠲免”,同时又实行“抚流民”等措施,但由于官兵大量招抚“俍人”参加军垦屯种,使汉瑶矛盾,俍瑶矛盾错纵复杂。

    明初,政府曾对少数民族实行一系列以抚为主的统治政策,并在少数民族居住地区设立土官或流官进行管理,委任“瑶首”、“瑶领”、“峒首”、“畬长”。这些瑶族上层与瑶民未形成阶级对立,瑶人的动乱亦不是针对“瑶首”,所以,不能将这些事件作为阶级斗争来看。瑶汉冲突早期,也未存在民族压迫情况,因为生产方式与活动区域的不同,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并不很突出,特别是元代,蒙古人将南人列为最低人等,汉人与瑶人之间的矛盾亦不是主要矛盾,动乱多数也不是专门针对汉人,而是针对官府。但随着汉人大量南移,以土地占有的封建制度和生产方式在多民族聚居的地区确立,瑶人的自由游动受到局部限制,除了军队的屯种外,汉人也在一定的范围内“立寨耕守”,土地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瑶汉冲突才愈演愈烈,最终暴发了影响岭南经济发展和社会动荡变化的“瑶乱”。社会动乱的结果,使到岭南的行政区域和官僚体制要进行重新的整合和变革,促成又一次的民族融合。

    瑶人由湘入粤,由粤入桂。宋代汉文化南下,湖南之汉瑶冲突最多(据《宋史》、嘉庆《湖南通志》及《宋会要辑稿》,宋代共发生瑶乱三十六次,其中湖南廿四次,广西七次,广东五次)。由于广西山地较多,故元代广西的瑶汉冲突较广东为烈(元代广西瑶乱升至廿八次,湖南发生十三次,广东仅有十次)。延至明代,粤桂两省大举征瑶,战场多在粤桂交界地。广西主要在大瑶山(藤县大藤峡附近),广东主要在泷水之东山、西山,尤以罗旁瑶经常出没于西江劫掠,两广如骨刺在喉,泷水之瑶乱影响最为严重。

    明代岭南之“瑶乱”,可分为三个时期。一、自洪武至永乐年间,官府以抚瑶为主;二、自正统至景泰年间,实行剿抚并用的政策;三、由弘治至万历年间,进入全面征剿时期。

    明政权建立后,实行屯田制,分别有军屯、商屯和民屯等方式,军队之中亦安置三分之一进行屯种,以休养生息。洪武年间,德庆州泷水县红豆山(今云安县镇安、罗定市金鸡一带)瑶首刘第三,自元末便开始酿乱,一直未有平息,明新政权未找到抚瑶办法,仍以军队平乱为主,到洪武十二年(1379),始将红豆山瑶乱平息。洪武三十一年(1398),再次发生西山瑶人盘穷肠的暴乱,指挥王濬率官兵前往征剿。实际上,明的抚瑶政策是从洪武末年才得以正式实施。

    明洪武三十一年,平息瑶人盘穷肠之乱后,开始在瑶区设立瑶官,委任当地瑶首作瑶官,统领“抚瑶甲总”,建立封建政权基层组织,实行羁縻和怀柔政策。永乐抚瑶期间,先后多次组织少数民族上层人物进京朝觐和进贡,明王朝对朝贡的民族上层除了给予冠带、钞币等赏赐之外,还根据各人招抚户口多寡,分等级授予瑶官,每2500余户,可授二等瑶官,足7500余户可以上京朝觐,发给嘉奖其“向化”有功 准予子孙世袭的诏书。永乐四年(1406)六月,化州县吏冯原泰被授予泷水抚瑶县丞。永乐一朝,德庆州所属及邻近前往朝觐向化的瑶首不少。如永乐六年盘永用,永乐八年骆第二,永乐十年信宜根竹峒陆仲八等,冯原泰也因抚瑶有功,升为德庆州抚瑶判官。据民国《罗定志》记载:永乐十三年八月丙辰,德庆州瑶目周十八来朝贡方物,朝廷赐与衣钞,并赐敕曰:“皇帝敕谕广东肇庆府德庆州古蓬,下台等山瑶头周十八、刘大,恁每(您们)都是好百姓,比先只为卫军有司不才,苦害恁上头,恁每害怕了不肯出来,如今听得朝廷差人来招谕,便都一心向化出来朝见,都赏赐回去,今后恁村峒人民,都不要供应差拨,从使安生乐业,享太平的福,但是军卫有司官吏军民人等,非法生事,扰害恁的,便将这敕谕直至京城来奏,我将大法度治他,故谕。”其后宣德八年,石窟、思劳二山瑶首陆以义等相继朝贡,也获得皇帝敕谕。瑶人受抚来贡,屡屡获得赏赐宣谕,这种怀柔政策的收效甚大,结果永乐二十多年,溪峒宁静。

    正统至景泰年间,情况发生了变化,宣德年间的镇守内臣阮能是个贪婪不已的大贪官,他与兵部尚书陈汝言勾结,朋比为奸,对百姓加重盘剥,溪峒土官瑶首的袭荫,必须要厚贿,实行卖官贿官,引发了溪洞瑶人再次发生骚乱,先是正统二年(1437),广西的流贼纠合广东瑶人攻陷新兴,正统十一年(1446),在泷水发生了大骚乱,瑶首赵音旺率领瑶人攻陷县城,杀死抚瑶判官冯述,虽然后被都御史马昂发兵讨平,但此次瑶乱,牵连甚广,影响甚大,北连德庆,西至岑溪,由瑶首赵音旺、凤广山,而至凤广山之子凤弟吉以及凤光山等先后发动起事,历时十多年。为此,广东特设总兵官,在泷水之东山、西山分别设立分守参将,率兵分捕民瑶。

    正统十四年(1449),广州发生黄萧养起义,朝廷又适遇“土木之变”,无遐顾及南方,瑶人之势渐大,各地瑶乱蜂起,十余年间,瑶人两度攻陷泷水县城,事态严重,而且两广瑶人互相呼应。广东征剿,广西瑶人纷乱;广西征剿,广东瑶人又流劫州县,景泰三年(1452),明政府特设两广总督,专责对瑶人征剿,以协济应援两广。两广大小官员均属其统制,这就是两广总督设立之缘起。

    明朝建立后,各省实行三司分治,布政使司是朝廷派驻地方的代表,主管民政和财政;提刑按察使司主管司法;都指挥使司管军事。三司互不统属,权归中央,听命朝廷,三司不能兼任。因为瑶乱,永乐初朝廷又遣派官员巡抚广西,永乐十九年(1421)又派官员巡抚广东,地方文武官员均受其节制。巡抚的设立,实际已打破了三司分治制度。但两广之巡抚各有侧重。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邱濬曾言:“两广同为岭南地,其地势土俗大段不同。广西山岭崎岖,林薄深阻其中,皆瑶僮窟穴,编民错居其间。广东十府,惟肇、高、廉三府地方犬牙交错,雷州府惟遂溪县,广州府惟连州与之相近,其余皆滨大海,地势平易,无有山林险阻。自洪武、永乐以来,朝廷惟命总兵官镇守广西,而广东一方,惟以备海洋、倭寇为急,未闻有瑶患侵犯也。”

    瑶人自湖南南迁,虽然先入粤后入桂,但长期以来却以桂省为大本营。广西山岭崎岖,丛林密布,是瑶僮生活理想之地,如勾漏大山、大瑶山。故明室之治瑶政策,重点放在桂省。及至宣德以来,广西总兵云山在两广边界征瑶,两年中杀伐万人,继后柳溥、田真在广西均大肆残杀,于是广西瑶人,大量流入广东肇、高、雷、廉四府与广西犬牙交错之山地,特别是泷水之云开大山山地。故明广东瑶乱,主要在西江以南,西起封川、开建,南至阳春、高州,东至高要、新兴一带,以泷水的东山、西山和后山(云开大山山地)作为大本营,基本活动于两广交界之山区县。鉴于此,明室不得不对治瑶政策进行调整,于景泰三年(1452)特设两广总督,始设的两广总督府实际上是战事临时指挥部,所以两广总督府必须靠近前线。

    成化元年(1465),两广总督府驻扎梧州,总督(后又改称总制、提督)兼巡抚事,不再设巡抚。嘉靖四十五年(1566),泷水罗旁山地成为两广的主战场,于是又将两广总督府从梧州搬到肇庆,其时的两广总督只兼广西巡抚,广东另设巡抚驻惠州,以应海事。到隆庆三年(1569),另设广西巡抚,两广总督不再兼任。隆庆四年又撤消广东巡抚,改为由提督两广军务兼理粮饷巡抚广东。万历三年(1575),仍改总督,加带盐法。万历年间,因惠潮有寇,两广总督府曾暂移驻潮州,崇祯后又改驻广州。两广总督原本是一临时建制,其府署随征瑶的战事而移驻。总督与巡抚,初设时都是因事暂设,不是正式官名,巡抚的品级稍次于总督,但仍属平行,由于总督、巡抚的设置,布政使权位渐轻,按察使成为巡抚的属官。总督、巡抚后来逐渐变成封疆大臣,地方文武官员都受其节制。

    首任两广总督王翺,素有威望,瑶人都畏惧听抚,他最先提出恩威并重,招抚并用的政策。他在“边情疏”中提出四点:(一)两广官吏,惟务偷安,兵政无备,黄萧养乱起,又各畏缩退避,略无御寇之谋,致使贼势日张。(二)瑶僮等人,其衣服语言虽与中国不同,然其好恶情性则与民无异,其背叛实由于官吏不得其人,德不足以绥怀,威不足以慑服,甚至欺其远方无告,掊克残忍,颠倒是非,既害其生,又拂其性,焉得不铤而走险。(三)继而提出剿抚并用,除差人四散招抚瑶老,僮老等,一方面命总兵官会同土官士兵,恩威并重,于是各归乡峒生理。(四)虽然如此,但犹未敢保其永久不叛,主要是地方官吏应得其人,各瑶僮人等已归者,宜抚之以恩,未来者宜申之以义,号令必信,赏罚必公,巨恶必诛,小过必宥,而又整饬戎伍,坚甲利兵以临之,使彼既慕其义,又畏其威,则悍然不逊之气自消矣。

    可惜王翺于翌年三月奉调还京,“人亡政息”,他的“恩威并重,剿抚并用”之策未能很好推行,而至瑶乱再起。

    成化元年(1465)佥都御史韩雍接任两广总督,实行“秋调法”以制瑶乱。所谓“秋调法”是在秋收后征调军民人等加强水陆的巡逻与防范,主要做法是将舳舻千艘分成小队,十艇有一小脚艇,春夏让军民分领从事往来运输,到七月,集中在一起,设立水上巡逻网络,从肇庆府到泷水罗旁各处水道河口,陆路延至怀集、高州、茂名、石城(今廉江),广西郁林(今玉林)、钦、廉等州,所有交通路口及瑶人出入要道均严加防守,参将、守备、把总等各级官员加强训练,随时调动,使瑶人外出劫掠无所收获。韩雍推行之“秋调法”亦维持了两广溪峒二十多年的宁静。然而,当韩雍调离后,“秋调法”亦渐渐废去。主要原因仍是督府与镇守总兵之贪腐,俍兵每遇调,即可用贿赂得免,田州土官笑之曰:“三堂正如三只狗,片玉投之即去矣,吾何惮焉,今之俍兵非复王(翺)韩(雍)之时矣,有警则用打手御之,又支给不时、吝膏吝赏,亦为盗”。当官的只知榨取,士兵得不到奖赏,征调不力,反而在关卡上索要,变为盗,“秋调法”如同虚设。由于官府剿抚不力,豢养官军不能遏寇,而又用纵容、姑息办法,以至酿成嘉靖、万历瑶人大规模暴动的恶果。

    韩雍执政时,曾升陶鲁为佥事,专门统领新会、阳江、阳春、泷水、新兴之兵。弘治四年(1491),总督秦纮乃遣陶鲁率兵征讨泷水后山瑶。陶鲁认为,要先剿平泷水才能进攻后山,于是指挥参将陈皥、都指挥白玉、马义进攻泷水,深入泷水心脏之石狗、红豆、云阳、白梅、火烧、风门、铁场诸山,捕杀539人,擒获148人。泷水平定后,军队扎营于太平,令广州知府派人前来勘划地图,遣都指挥马义、李敬、何清率指挥孙壁、李寅、谢廉、杨玉等分领四路军,攻破野鸭、员鱼坑、蓝粪、青苗、黄垌、白云、禾溪、乍平、小长江、金坑、黄竹、长坪等瑶人山寨,捕杀1874人,俘其年幼妇孺157人,解救被瑶人捉去的百姓207人。解散胁从参予骚乱的瑶僮,泷水瑶乱稍平息。瑶人又转往湖南、惠州、阳春等地起事。正德元年(1506),待军队调往他处之机,泷水瑶人再度起事,一举攻陷都城乡,杀死千户林熙、高谦及都城巡检牟智,始后瑶乱弥炽,遍及两广和南岭内外。

    嘉靖年间,各地瑶乱不断,此起彼伏,官兵奔走扑救、疲于奔命,用尽办法,甚至使用了愚蠢的做法,如嘉靖四年(1525),指挥李松及德庆州判陈琚,借口要在罗旁、大历等地新设墟市,让民瑶贸易,并亲自前往主持开墟仪式,密谋在酒宴上用毒药杀害当地瑶首,因为事前被洩密,李松、陈琚反被瑶人所杀,此后罗旁瑶人势更盛。嘉靖十年(1531),阳春、新兴、德庆又暴发大规模瑶人动乱,十二年(1533),提督侍郎郭陶谐惠潮守备张祐等调兵六万三千多,分兵三路,并攻破瑶寨135个。此西山平瑶之役曾被写成“平蛮记”载入《广东通志》,民国《罗定志》亦有记,这样的局部征剿仅能维持当地短时的平静。

    嘉靖末,以泷水罗旁为中心的瑶人势力极盛,明政权将防瑶重点从广西转向广东,两广总督府从广西梧州迁移至广东肇庆。罗旁在今郁南县境,连接东山、西山、泷水后山,延袤七百里,东接新兴、南接阳春,西抵郁林(今广西玉林)、岑溪(广西境),北尽长江(西江以北包括岭北湖南各地),万山联络,瑶僮居其中,数百年来,虽多次剿平又旋即扑起,猖獗而故,又多集四方亡命,助其凶虐,谓之浪贼,四出寇掠。瑶谚曰:“官有万兵,我有万山,兵来我去,兵去我来。”瑶人与官兵周旋,战线愈来愈长,战况愈来愈激烈,民族矛盾已难弥合,终于暴发了明代南中国最大的一次瑶汉冲突。

    明政权大征罗旁的计划,在万历二年(1574)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两广总督殷正茂已经厘订,三年(1575),殷内调南京户部尚书改由凌云翼替代。凌征用两广军队二十万,有土兵、有客兵(淅兵),而以俍兵居多,军队分为十哨,实行铁壁合围。据陈璘之“罗旁善后功迹碑”记载,十哨分别为罗旁哨、泷水哨、岑溪哨、阳春哨、新兴哨、德庆哨、伏峒哨、南乡哨、信宜哨、茂名哨。从东南西北中各个方向向瑶人发起总攻,广东总兵张元勲、广西总兵李锡居中指挥,另在德庆沿江一线设防,防止瑶人北渡,又在广西屯重兵,防止瑶人西奔。经过一轮周密筹划和部署,于万历四年(1576)冬天正式举兵,历时四个多月的征战,于五年(1577)春,彻底平息了泷水罗旁之瑶乱,此役共计攻陷瑶寨据点564个,俘斩招降42800人。此一役基本上终结了自宋至明近六百年的瑶乱,以后虽有少数骚乱,但已不足为患。

    成化年间,邱濬上大学士李贤之《两广用兵事宜》,总结两广征瑶的教训,提出“瑶之在广东者逐之,在广西者困之”之策。所谓逐之之策,乃后来大征罗旁时使用之驱赶法。广东十府,有瑶乱者为六个府,地方相去一二百里或者六七百里,或远至千里,瑶人活动周旋有余地,常与官兵展开捉迷藏式游击战,“兵来我去、兵去我来”,因此一路逐之,必不成功,只有实行铁壁合围,拉网式驱赶。所谓困之之策主要针对广西大瑶山瑶人,曾用兵数万,四面分守,据其要害,截其出路,使瑶人不能出来劫掠,又不能联络。其实,“逐”与“困”两策曾多次使用,效果亦不明显。韩雍曾动用两江土兵十六万,五路并进,六次征剿,但瑶人为求生存,遂窜犯广东。后立“秋调法”,亦是“困”之政策而已,都是治标不治本之办法。

    明万历四年(1576),殷正茂、凌云翼大征罗旁,分兵十路,亦是以《两广用兵事宜》为蓝本。瑶人并无精良武器,亦无严密组织,所依赖者,为崇山峻岭与运动游击战法。而此役为什么能够成功?主要在于明政权在大征罗旁后实施了一系列新政。

    罗旁平定后,将泷水县升格为直隶州,直隶于广东布政使司,与府同级,这是广东历史上第一次设立直隶州。罗定直隶州是在行政、军事、司法均拥有特权的军事管制特区,官员都是由皇帝亲自从精英中挑选。明广东设有五个分守道,分别为岭东道、岭南道、岭西道、海南道、海北道,行政较府为高。罗定直隶州设立后又新增加一个罗定道,因为罗定直隶州仍属军事管制,因此在罗定道前加上兵备两字,全称为钦差整饬罗定兵备道。明广东设十府,分别为广州府、肇庆府、韶州府、南雄府、惠州府、潮州府、高州府、雷州府、廉州府、琼州府。罗定直隶州正好在十府之中间心脏地带,因为瑶乱,广东如心机梗塞,罗定直隶州的设立,好象在心脏搭桥,得以通畅。又如在棋盘中落下一个重要棋子,满盘皆活。军事上,更将罗定直隶州放在重要位置上。明代广东设有总兵官一员,副总兵一员,每个分守道设参将一员,罗定直隶州建立后,广东参将人数增加到七员,在罗定州东山、西山各设参将一员,屯重兵以镇之,以显示官府对罗定地方的重视。

    罗定直隶州建立后,官府实行“募民占籍”政策,大量吸收移民对瑶人退出的土地进行复耕。明初,各州县曾按粮产定区,设粮长,把田地重新丈量编入“鱼鳞册”,以户为单位把人口编入“黄册”,按人口服徭役,以田亩纳租税,徭役征发愈来愈滥,迫使各地农民大量逃亡,这些人大都逃到两广交界的山区,成为流民,罗定州的建立,正好大量吸纳这些流民。一些曾混入瑶民中的流民亦同时“转化”为汉民,原本“立寨耕守”的乡村不断扩充,军队屯种亦扩大到乡村。各任州官都实行“募民占籍”、“垦辟草莱”、“缘亩疏导”等一系列措施,使得当地人士“卖刀买犊”、“种植日广”。官兵同时还“濬河开路”,使开发较早的罗阳地区物流通畅,新辟垦区的广大丘陵村落的交通得到改善。除大力开垦荒田外,还推广水翻车的使用,开挖陂塘,兴修水利,扩大灌溉面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使民安心耕种。不少翁源人、英德人迁往罗定与信宜交界的西南部山区垦种,并利用当地的木炭和铁矿资源发展炼铁业,成为广东铁的主要生产基地,从事该产业的有一万多人。东莞、增城、新会、新安、高明、惠州等地移民相继建立移民村寨,各族相安无事。此后“自岭西徙而来,入其境耒耜遍野,烟火弥望,农桑被亩,鸡犬之声相闻”,到处是“买犊荷锄、嬉游而歌”的景象。

    罗定直隶州建立后,官员重视发展文化教育,兴利革弊,办学校、正风俗。建州初,动用一州两县的财力,、物力和徭役,建文塔、维心堂、揆文馆等,迁学宫于河东,继后又建文明书院、文昌书院以及南征书院(义学),实行平民教育,以兴文运。大小官员还深入偏僻山村,宣讲圣谕,开教化,训溪峒,文教从始兴起。

    明代岭南各府为了对付瑶乱,纷纷析地置县,实行小区分治,以分隔缩小瑶区等措施加强统治,先后从南海县析出顺德县;从番禺县析出从化县;从博罗、增城析出龙门县;从新会析出新宁县(今台山);割四会地新置三水县;从高要析出高明县;从清远析出广宁县;割阳江、新兴、新会地置恩平县;从惠州析出长宁县(今新丰)、永安县(今紫金)。这些新县的析置,都与明代瑶乱有关,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两广总督和罗定直隶州(含东安、西宁县)的设立。

    明万历平定罗旁瑶乱后,将泷水县升格为直隶州,取“罗旁已平定”之意定名为罗定。又析东山地置东安县,析西山地置西宁县,另设罗定州,一州二县归罗定直隶州管辖,取其“罗旁平定、东西安宁”之意定名。罗定直隶州的建立,化瑶效果十分明显。经历了大规模的瑶乱之后,设县分治,使同化之瑶民,与汉民相杂,施之以教化,使之变为齐民,正好应了罗定州“四维彰显,和谐安定”之兆。

    参考文献:

    1、《宋史》、《元史》、《明史》

    2、黄佐《广东通志》、郭棐《广东通志》、阮元《广东通志》

    3、嘉庆《湖南通志》

    4、《读史方舆纪要》

    5、明嘉靖《德庆州志》

    6、康熙《罗定州志》、雍正《罗定州志》、民国《罗定志》

    7、道光《旧西宁县志》

    8、《信宜县志》

    9、《阳春县志》

    10、《岑溪县志》

    11、林天蔚《明代广东之“瑶乱”》、《岭南文史》1985年第3期

 

标签:肇庆历史,两广,总督,罗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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