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走的时候跟我妹妹擦肩而过。
爸爸坐在沙发上，揉着太阳穴。
“这孩子翅膀硬了，眼里哪还有我们。”
妹妹没有什么表示，缩回自己房间。
关门前回头说了一句。
“姐也真是的，说走就走，也不提前让我们准备一下。”
门关上了。
客厅里只剩下电视机待机的嗡嗡声。
妈妈拿了扫帚和簸箕，弯腰一片一片地扫。
扫到一半，手停了。
她看见那双旧拖鞋。
放在鞋架最底层，灰扑扑的，鞋底都磨平了。
是我上高中时就在穿的。
每次回家换上，走起来不出声。
她把那双拖鞋捡起来放在手里看了一会儿。
又放回了，原位继续扫地。
当天晚上，妈妈炖的鸡没怎么动。
妹妹吃了一只鸡腿就说饱了，回房间打游戏去了。
爸爸喝着汤，闷声不响。
妈妈坐在对面，筷子夹着鸡翅举到一半又放下了。
“她上次说出差的事，我怎么不记得了？”
爸爸抬眼。
“说过吗？”
“好像说过一嘴。我以为就是去几天那种。”
沉默了几秒，爸爸把碗往前一推。
“她一个人去那边能行吗？英语好不好？住哪？”
妈妈张了张嘴，发现自己一个问题都答不上来。
她不知道我英语过了专八。
没记住我去年升了项目组组长。
更不知道我做手术那天，签字的手在抖。
我到悉尼的第三天才开的机。
时差倒过来已经是国内凌晨一点，手机上一百多条未读消息。
妈妈发了十二条语音，从第一条的质问。
“你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
到最后一条的沉默，四十秒的语音里只有呼吸声。
爸爸发了一条文字：”到了打个电话回来。”
妹妹的消息倒是简短。
“姐你走了你的衣柜让我放东西了哈。”
新住所是公司安排的公寓，一室一厅，朝北。
南半球的冬天和国内的节奏反过来的。
我站在阳台上，裹着从国内带来的旧外套，看楼下的树被风吹得沙沙响。
第一次，没有人需要我做任何事。
不用打钱，不用接人，不用洗窗帘，不用当姐姐。
这种空落的感觉不是自由，更像是被连根拔起之后的失重。
第一周我几乎没怎么跟家里联系。
妈妈的电话打了三次，我都以在开会为由挂断，事后发一条文字过去。
“忙完再联系。”
她没再追问。
第四天晚上，我一个人去超市买菜。
走到禽肉区的时候，看见冷柜里整齐齐码着的鸡腿。
我站在那里看了很久。
然后拿了两只放进购物篮。
回去那天晚上我自己炖了鸡汤，两只鸡腿都在锅里。
盛出来放在碗里的时候，我盯着它们看了好一会儿。
咬下第一口的时候，眼泪就下来了。
不是委屈。
是二十六年来第一次，碗里有属于我的鸡腿。
我把两只都吃完了。
骨头吐在碟子里，干净净的。